1994年8月22日，处暑。

        天气依然闷热，但早晚已经有了些许凉意。陈默早上醒来时，发现枕头上落了几根头发——这几个月掉的头发，比过去几年加起来都多。他对着镜子看了看，发际线明显上移了，鬓角也有了零星的白发。十九岁的人，看起来像二十九。

        自从两周前拜访蔡老师后，他就陷入了某种持续的低烧状态。不是生理上的，是心理上的。脑子里反复播放着那些交割单的画面，那些“再等等”的注释，那个死亡螺旋的完整过程。还有蔡老师平静但沉重的讲述。

        最让他夜不能寐的，是蔡老师最后那句话：“光记住不够，要行动。”

        行动。他该行动了。

        上周五，他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重新划分了资金。按照老陆教的“三个口袋”原则，他把自己总资产16万中的10%——1.6万元——单独存进了一个新开的活期账户，作为“生存资本”。这笔钱他告诉自己：绝对不动，这是底线，是万一一切都归零后，还能在上海活下去半年的钱。

        第二件，把剩下的14.4万重新分配：50%作为“防御资本”，买了三年期国债，年利率13%，不能随时取出，但安全；另外50%——7.2万——作为“进攻资本”，留在股市账户里。

        7.2万，这是他给自己划定的“可以全部亏光也不影响生存”的额度。相比之前的“全部身家都在股市里”，现在他感觉呼吸都顺畅了些。

        但问题来了：进攻资本账户里的两只股票，延中实业和爱使电子，现在浮亏接近50%。按照新的资金划分，他应该卖掉它们，重新开始。

        可他下不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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