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直觉在警告他。

        那种感觉很难形容，不是恐惧，也不是贪婪，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近乎生理性的不适——就像在荒野里闻到腐肉的气息，眼睛还没看见，鼻子先给出了信号。

        他把目光从屏幕上移开，望向窗外。

        虹口区这条老街在寒冬里显得格外萧瑟。对面那家去年还红红火火的证券咨询公司，卷帘门已经拉下了一半，玻璃门上贴着“内部装修，暂停营业”的纸条，但纸条边缘已经泛黄卷曲，显然贴了不止一个月。隔壁的股票培训中心倒是还在开门，但里面只有两个老头在下象棋，暖气片上晾着袜子。

        “小陈，还不走？”

        中户室的门被推开，赵建国探进头来。他裹着一件厚厚的军大衣，领子竖起来遮住了半张脸，呼出的白气在门口迅速消散。

        “再看会儿。”陈默说。

        “看什么看，这行情有什么好看的？”赵建国走进来，搓着冻得通红的手，“全市场都在跌，就咱们这儿的中户室还开着。楼下散户大厅你去看过吗？空的！比澡堂子打烊后还空！”

        陈默没接话。他知道赵建国说的是事实。

        1995年的中国股市，用一个词形容就是“一地鸡毛”。从年初的“327国债期货事件”开始，市场就像被抽掉了脊梁骨，软绵绵地一路向下。上证指数从年初的650点跌到现在的550点，跌幅不大，但钝刀子割肉最疼——每天跌一点，反弹一点，再跌更多。股民们的耐心和资金，就在这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中慢慢耗尽。

        “你说这‘绩优股’行情到底来不来？”赵建国凑到陈默电脑前，盯着四川长虹的走势图，“报纸上天天吹，什么‘价值投资元年’，什么‘寻找中国的可口可乐’，结果呢？股价该跌还是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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