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鑫把报表放下，“哪怕二十年之后，香港一年拍一百部电影，有十部是这种‘不赚钱但该拍’的东西，我们就赢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赢不在我们在的时候。”

        “赢在我不在的时候。”

        七月三日，邓丽君从新加坡飞回香港。

        她带回来十七卷开盘带，是过去三个月在南洋各地，采集的民谣母盘。

        同机抵达的，还有一口樟木箱。

        里面装着八位老人，托她转交给《槟城空屋》剧组的物件：

        一张一九三八年的船票存根、一束用油纸包了四十年的头发、一枚刻着爪哇文和中文两个名字的银戒指。

        “那位阿嬷说，戒指不用在电影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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