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香港清水湾。

        凤凰木的叶子落尽了，光秃秃的枝丫上，那几个叶苞硬硬的，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微微的光。威叔量了量，在本子上记下：十七点三毫米。

        食堂被临时改成了项目筹备室。

        长桌上摊着六份简历，墨迹犹新，六个年轻人坐在赵鑫对面。

        最大的二十七，最小的二十二，神情拘谨中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

        他们背景各异：

        林超荣，二十六岁，前《东方日报》娱乐版记者，黑框眼镜后的眼睛，透着股刨根问底的劲儿。

        他在报社干了三年，挖过七八个独家，后来觉得没意思，便辞职改行当编剧。

        刘镇伟，二十四岁，广告公司文案出身，想法天马行空，写的广告词曾得过奖。

        但他不想一辈子，卖洗发水和方便面。

        陈嘉上，二十二岁，香港电影文化中心的高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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