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小心翼翼地展开那张纸，然后愣住了。

        那是一张信纸，抬头印着“北京协和医院”的字样，但内容不是病情记录，而是一封手写的信。日期是2018年12月7日——沈砚舟签完那份五年合同的前一天。

        信很短，只有七行。

        “爸今天醒了一次，问我你怎么样了。我说分了。他闭上眼睛，很久没说话，然后说了一句——砚舟，你比你妈还倔。我没接话。护士进来换药的时候，爸已经睡着了。我坐在走廊里抽了半包烟，想起你跟我说过，你最讨厌烟味。对不起，今天没忍住。”

        林微言把这张信纸放在膝盖上，闭上眼睛。

        她想象那个画面。冬天的北京，医院走廊里的暖气烧得很足，但窗口总有冷风灌进来。沈砚舟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身上还穿着从律所直接赶来没来得及换的西装，领带扯松了一半。他抽了半包烟，护士经过的时候瞪了他一眼，他把烟掐了，低着头说对不起。

        那是十二月。离他们分手还有不到一周。他已经在准备告别的话了。

        但他没准备好。

        这封信没有寄出去，而是折好夹进了病历的最后一页。可能是忘了，可能是不知道该寄给谁，也可能是不敢寄。因为寄出去就等于承认——承认他不是不爱你，只是没有能力同时爱你和救他爸。

        “这封信，”林微言的声音发涩，“他写了，没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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