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转过头来看他，眼神里有些意外。陆时衍很少主动说“有件事我想告诉你”，他不是一个习惯主动倾诉的人。他们之间的大多数交流都是她在问，他在答，偶尔掺杂一些他习惯性的回避和她说穿之后的短暂尴尬。

        所以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苏砚下意识地坐直了一些，甚至连肩膀上的伤口都没顾上。

        “说吧。”

        陆时衍把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目光落在白色的床单上，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抬起头，直视苏砚的眼睛。

        “我爸，是被冤案毁掉的。”

        这句话轻飘飘地落在病房的空气里，却重得像一块石头砸进了苏砚的胸口。

        她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陆时衍，等待他继续。

        “不是经济案。是刑案。我当时刚上高中，他被带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来得及交代。我妈到处求人，找了很多律师，最后只有一个年轻律师愿意接。那个律师尽心尽力打了两年，最后还是输了。我爸在牢里待了五年，出来的时候身体已经垮了，不到一年就走了。”

        陆时衍的语气很平淡，平淡得像是在陈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法律案例。

        “后来我查过那个案子的卷宗。证据链有明显漏洞，证人证言前后矛盾。翻案的可能性在当时是存在的，但如果要翻，就得牵扯到当年决定起诉的那批人。没有人愿意为一个已经定罪的人去冒这个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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