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衍没有摘下耳机。

        他坐在那里，听着那段空白音频里细微的电流底噪，像是深海里某种低频的脉动。办公室的空调吹出恒温的风，窗外的城市沉在凌晨最深的黑暗里，远处高楼的航空障碍灯一下一下闪红光。

        他想起第一次见到苏砚的场景。

        那是在法院的走廊里，庭审前五分钟，她穿着一身剪裁凌厉的黑色西装从走廊尽头走过来，身后跟着三个助理，高跟鞋敲在大理石地面上，节奏快而稳，像一台精密的计时器。她从他身边经过时停了一秒，目光在他胸口的律师徽章上扫过，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我知道你是谁”的了然。

        当时陆时衍对她说了一句客套话：“苏总，希望今天的庭审能顺利推进。”

        她回了一句：“陆律师，我不信希望，我只信证据。”

        他那时候觉得这个女人太硬了，硬得像块没有缝隙的钢板。

        后来他才知道，钢板的每一道缝都是被刀砍出来的。

        他更想起那晚在医院的走廊里，苏砚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麻药还没完全消退，人迷迷糊糊的。她抓着他的袖子，指尖用力到指节发白，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她清醒的时候绝对不会说，因为太不像苏砚了，太像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示弱。

        她说：“陆时衍，我爸死的时候，身上只剩三十七块钱。”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哭，语气平淡得像在念一份财务报告。但她的手指一直抓着他的袖子不放，像是溺水的人抓住唯一一块浮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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