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想问你，”苏砚的声音很轻，“不当律师，你想做什么？”

        陆时衍没有马上回答。他的手搭在方向盘上，指尖一下一下地敲着皮质的包套。敲了大概七八下，停了。

        “开一家书店。”

        “书店？”

        “很小的那种。不用太大，能放下七八个书架就行。书要自己选，不卖畅销书，不卖成功学，不卖那些教你‘三十岁之前一定要懂的五十个道理’。就卖一些老书，旧的，被人翻过的，书页泛黄的，上面有上一个读者的批注，不知道是谁写的，但能看出他很喜欢。我想卖的，是那些别人真心喜欢过的书。”

        苏砚看着他。

        这个人在法庭上能把对方的证据链拆得七零八落，能用最冷静的逻辑把对手逼到墙角。但他说起一家不存在的书店的时候，眼睛里的光，比他在法庭上的任何时候都亮。

        “那你为什么要当律师？”

        “因为有人在破坏这个世界上值得被守护的东西。我爸以前常说一句话，他说一个社会法治好不好，就看那些最普通的案子、最普通的人能不能得到一份公道。他自己是个基层法官，审了一辈子的案子，能拿出手的最大的官，就是交通局的副处长。但他每次下班回来，坐在沙发上喝着我妈给他泡的茶，都会很满足地说——‘儿子，爸今天又做了一件对的事’。”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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