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衍没有接。他看着她，等她继续往下说。

        “赵知行今天下午给我打了个电话。”薛紫英坐下来，从包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根，夹在指间却没有点，“他说，小薛，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半个学生看。明天的庭，只要你不出庭，你之前做的那些事，一笔勾销。”

        “你怎么说的？”

        “我说好。”薛紫英笑了一下，笑得很短，像刀子划过玻璃的那种短，“挂完电话我就去了赵知行的私人会所。他在三楼有个保险柜，密码我知道。他从来不换密码，因为他太自负了，觉得没人敢动他的东西。”

        她把档案袋往前推了推。

        “他在过去十年里用律所的名义洗过的每一笔钱、操控的每一场诉讼、收买的每一个证人，底单都在这里。”薛紫英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念一份跟自己无关的文件，“还有苏砚父亲当年的破产案。赵知行收了对方资本集团三百二十万，安排人销毁了关键审计报告。这是汇款凭证的复印件。”

        陆时衍接过档案袋，拆开封口，抽出最上面那张纸。

        那是一张银行转账单。日期是十年前的九月十七日，金额三百二十万整，付款方是“衡石资本”，收款方是一个他认识的名字——赵知行的远房表弟，一个在乡下养鸡的农民，连律所在哪条街都不知道。

        陆时衍放下纸，手指在腿上轻轻敲了两下，那是一个律师在衡量证据分量时才有的动作。证据链完整。时间、金额、经手人，每一项都能对上。当年苏砚父亲破产案的卷宗他在图书馆翻过整整四个月，差的就是这张纸。这张纸，足够把赵知行送进监狱。前提是——薛紫英没有撤回去。

        “你想要什么？”陆时衍说。声音很冷静，比他自己预想的还冷静。就像开庭前问“证人，你的证言是否自愿”一样。

        薛紫英低下头，把指间那根没点的烟折成两截，折断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脆。她盯着断成两截的烟丝，开口的语调比刚才多了几分沙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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