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破产那天，也是十一月。”她说，“不是十一月十七。是十一月二十三。差六天。那天他回家的时候，没有像往常一样换拖鞋。就穿着皮鞋走进来，皮鞋上全是泥。我母亲问他怎么了，他没说话，走到书房里把门关上了。关了一整夜。”

        “你在哪儿？”

        “我坐在书房门口。坐了一整夜。”苏砚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杯壁，“第二天早上他出来的时候，看见我坐在地上，蹲下来抱了我一下。他说，砚砚，爸爸对不起你。那是他最后一次抱我。一个星期后，他在公司的地下室里烧炭自杀了。”

        她说得很平静。像在说一个别人的故事。

        陆时衍的手伸过来，覆在她的手背上。他的手很大，把她的手整个包住了。掌心是热的，指节上有常年握笔磨出来的茧。苏砚没有抽手，也没有反握。就那样让他握着，像两只在冬天里依偎取暖的鸟。

        过了很久，她开口了。“陆时衍。”

        “嗯。”

        “如果有一天，站在法庭另一边的人是你导师，你能做到吗？”

        陆时衍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桌上那盏灯。灯罩上有一道很细的裂纹，光从裂纹里漏出来，在天花板上画了一道极淡极淡的弧线。

        “我准备了三年。”他说，“不是为了做不到。”

        苏砚的手指在他掌心里动了一下。很轻，像一颗沉在水底的石头被水流推着滚了半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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