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从殡仪馆出来，我在车里坐了三个小时。我想给我妈打电话，拿起手机又放下了。我妈那时候已经开始透析了，费用是纪维舟通过律所的账户转的。名义上是‘困难职工补助’，实际上就是封口费。我拿了那笔钱。我拿了三年。”

        黑脸的男检察官把面前的材料翻了一页。“薛女士，您提供的银行流水中，有一笔二百万的转账，从韩则鸣的离岸账户汇入纪维舟在海外的账户。备注写的是‘苏氏项目尾款’。您知道这个‘苏氏项目’指的是什么吗？”

        薛紫英抬起头。她的眼睛是红的，但目光忽然变得很平，像一面被风吹了很久终于静止的湖水。

        “知道。指的是苏砚父亲的破产案。”

        苏砚的手指在桌沿上停住了。只有这一个动作。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一尊大理石雕像。但陆时衍看见了她的手——那五根手指扣在桌沿上，指甲陷进木头里，陷出了五道浅浅的月牙形的印子。

        “说下去。”苏砚说。只有两个字。

        薛紫英看着她。两个女人隔着整张长桌对视。中间是堆成山的文件，是十年的旧账，是一个父亲的死亡，是另一个女人的忏悔。

        “苏砚父亲的公司在十年前已经拿到了新一轮融资意向，那笔钱到账之后，现金流就能完全盘活。韩则鸣当时不是最大债权人，他只是众多债权人中的一个。真正导致公司资金链断裂的，是一笔突然被银行抽走的贷款。银行那边的人，是纪维舟打招呼的。”薛紫英的声音越来越慢，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打捞上来的，“纪维舟有一个老同学，当时在银行信贷部做负责人。他们之间有三笔资金往来，都在我提供的流水里。时间、金额、用途，全对得上。”

        苏砚的手从桌沿上松开了。她把手放到桌面以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陆时衍看见那只手在发抖。不是薛紫英那种抖，是一种更细微的、只有离得最近的人才能看见的颤抖。像地震仪上最轻微的那一道波痕。

        他把自己的手从桌面上移下去。在桌面以下，在所有人的视线之外，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冰凉。像握着一块从深井里刚打上来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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