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紫英把那杯水喝完。杯底落下来，在桌面上发出轻轻的一声。

        “清楚。作伪证、包庇、共犯。我做的，我都认。”她站起来，朝所有人鞠了一躬。不是那种敷衍的点头，是整个腰弯下去的、九十度的鞠躬。头发从耳后滑落，遮住了她的脸。“我没有别的要求。只求一件事——在起诉纪维舟和韩则鸣之前，让我妈再做一次透析。我怕她知道以后，撑不住。”

        会议室里安静了很久。

        光头合伙人第一个站起来。他把面前的材料收好，塞进公文包里，拉链拉得哗哗响。然后他走到薛紫英身边，站住了。

        “薛律师。”他说。这是他今天第一次开口，声音粗得像砂纸。“我有个师弟在省人民医院肾内科。我给他打电话。你母亲转院的事，今天就能办。”

        薛紫英直起腰，看着他。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花白头发的合伙人也站起来。他把金丝眼镜戴上，镜片后面的眼睛有些发红。“律协那边，我会打招呼。你的律师执照，争取保留。出来之后，如果还想干这行——”

        他没说完。因为薛紫英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

        不是无声的流泪。是整个人都跟着颤抖的、压抑了太久的、终于决堤的那种哭。她用手捂住嘴，肩膀剧烈地耸动，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像一个在深夜的海里溺水的人，水面上连一个气泡都看不见。

        苏砚站起来。

        她绕过整张长桌，走过堆成山的文件，走过十年的旧账，走过两个检察官诧异的目光。她走到薛紫英面前，停住了。然后她伸出手，把薛紫英捂在嘴上的那只手拿下来，握在自己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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