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教刑诉。我研一的时候，他五十岁，是院里最年轻的博导。上课不带教案，进教室往讲台上一站，从第一个案例讲到最后一个，时间掐得刚好，下课铃响，他的话也说完。”陆时衍拿起茶壶，给自己倒了杯茶。茶是的，茶叶梗子漂在杯面上。“我们都服他。不是服他学问深，是服他记性好。他能记住每一个学生的名字，父母的职业，高考的分数。你站在他面前，觉得自己是透明的。”

        茶很烫。他没喝，转着杯子。

        “我那时候穷。学费靠贷款，生活费靠奖学金。研二那年，奖学金被刷下来了。不是成绩不够，是有人顶了。顶我那个人，家里给学院捐了一栋楼。”

        苏砚没说话。

        “贺铭远找到我。说，陆时衍，你信不信我？我说信。他说信我就跟我走。他带我去了院长办公室。门关上。里面说了什么我不知道。第二天，奖学金名单改了。我的名字在上面。”

        河面上起了风。塑料棚布被吹得哗哗响。胖女人走出来，在棚子四角压了几块砖头。

        “从那以后，我把他当恩师。他让我往东我不往西。毕业以后他让我进现在的律所，我进了。他让我接什么案子我接什么。他让我打赢的官司，我一场没输过。”陆时衍把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茶叶梗子粘在嘴唇上，他吐掉。“直到去年。”

        “去年怎么了？”

        “去年他让我接一个案子。被告是家上市公司，原告是一群退休工人。工人们说工厂搬迁以后不给遣散费，告了三年，告到高院。案子到了我手里，贺铭远说，这个案子，你让被告赢。”

        苏砚的手指在桌沿上收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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