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低头看了看那张名片，把名片收进手机壳里，点了点头。

        第二天一大早，陆时衍去了看守所。

        温衍之被关在单人监室。他是昨天下午庭审枪击案发生后被当庭羁押的，检察院连夜批捕，罪名从“包庇罪”升级为“涉嫌组织犯罪”。陆时衍在律师会见室里等了十五分钟，铁门打开，温衍之走进来。

        他的中山装被换成了看守所的蓝色马甲，手杖没了，走路的时候瘸得很明显——左腿早年骨折过，没接好，平时靠手杖遮掩，现在遮不住了。他的头发还是梳得一丝不苟，但一夜没睡，眼袋很深，嘴角的法令纹深刻得像是用刀在脸上刻的坐标系。

        他在陆时衍对面坐下来，看着玻璃外面这个他教过的最出色的学生。对视了半分钟。

        “肩膀还疼吗。”温衍之的声音沙哑，但这句问候本身就像一记耳光，打过之后还在空气里留下嗡嗡的回响。

        “七针。”陆时衍的声音平静，像是在陈述别人的伤情，“我问三个问题。第一，那个枪手是谁派来的；第二，你十年前在苏砚父亲的破产案里具体销毁了哪些证据；第三——”

        “你问这些是作为律师，还是作为学生。”温衍之打断他。

        陆时衍看了他两秒：“作为律师。”

        “那我有权保持沉默。”

        “作为学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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