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空气太干，嘴皮子抽筋。”

        苏砚懒得跟他计较，转身朝侧门走去。陆时衍抓起公文包跟上，两人穿过陪审员专用通道，推开防火门，进入一条逼仄的楼梯间。日光灯管忽明忽暗，墙壁上贴着泛黄的消防示意图，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和陈年灰尘混合的怪味。楼梯间只有他们两个人。

        脚步声在狭窄的空间里交错回荡。苏砚的高跟鞋踩在水泥台阶上，节奏快而稳，每一步都踩得很实。陆时衍跟在她身后两步远的位置，保持着进可攻退可守的距离——这是他作为律师的职业习惯，在任何场合都不会与当事人贴得太近，但又随时能在对方摔倒的时候伸手扶住。

        这个距离，他们在停车场的对峙中保持过。

        在咖啡馆交换数据的时候保持过。

        在医院彻夜分析线索的那个晚上，她靠在他肩上睡着了，这个距离第一次被打破。

        现在，苏砚忽然停下脚步。

        陆时衍反应极快，在她停下的同一瞬间刹住，脚尖距离她的鞋跟刚好两厘米。他低头看她的后脑勺——那根挽发的黑色皮筋是她临时从手腕上撸下来的，缠绕得不够紧，有几缕碎发从侧面滑出来，贴在她耳后。

        “怎么了？”他问。

        “外面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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