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灯的光从挡风玻璃上滑过去，一道接一道，像无声的闪电。车里安静得能听见仪表盘上电子钟走字的声音。

        “她出发那天，我记得。”苏砚的声音很轻，“上周四。跟你和解的那位导师也在同一天出了城，去的方向刚好是资本总部。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

        陆时衍把手机还给苏砚，然后做了一个苏砚没想到的动作。他解开了领带。不是松开，是整条扯下来，团成一团扔在后座上。然后他把西装外套也脱了，扔在领带旁边。他穿着白衬衫，领口解开一颗扣子，袖子开始往上卷。先卷左边，再卷右边，卷到小臂中间，露出两道旧伤疤——那是几年前为了追一个案子的关键证人，只身闯进拆迁区留下的。

        “你干什么？”苏砚问。

        “去交易厅。”

        “现在？”

        “不然呢？等她血流干了再去？”陆时衍的语气很平静，但苏砚听得出来，那种平静是压着什么的。不是愤怒，比愤怒更深。是那种一个人忽然发现，自己当年恨错了对象，而那个被恨的人正孤零零地蹲在一间地下室里，手里攥着证据，等他来救她。

        苏砚发动了车。

        “我跟你一起去。”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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