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自己面前那只被刮得干干净净的砂锅。她吃东西确实很认真。从小到大，没有人教过她要细嚼慢咽——父亲跳楼之后，她被送到寄宿学校，食堂抢饭的规则就是吃得快才能吃饱。后来创业，吃饭时间是按分钟计算的。没有人说过她吃东西的样子好看，更没有人因为这个判断她是“好人”。

        “走吧。”她站起来，把外套搭在没受伤的那边肩膀上。

        回到车上，夜已经很深了。城市的霓虹一盏一盏熄灭，只剩路灯孤零零地亮着。车子开到苏砚公寓楼下，她熄了火，但没有马上下车。档案袋放在后座上，明天一早就要送进律师楼的保险柜。白崇山的名字在档案袋里安静地躺着，像一个还没引爆的雷。

        “陆时衍。”

        “嗯？”

        “我今天在法庭上说，我不相信任何人。”她顿了顿，“这句话现在改一下——我开始相信一个人了。”

        陆时衍没有马上接话，他看着她的侧脸，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了一句后来苏砚记了很多年的话，声音很轻很随意，像是顺口溜出来的：“一个人就够了。剩下的交给时间。”

        苏砚拉开车门下了车，往公寓楼走去。走到门禁处她回头看了一眼，陆时衍还站在车门边。她没挥手，他也没挥手。两个人隔着十来米的距离对视了一眼，这一个眼神的时间极短，顶多两秒，但这两秒塞得很满——有人想要一条领带歪了一整天还不自知，另一个人想要砂锅粥烫到舌尖还要往下吞。

        第二天早上八点整，苏砚踏进公司大门，秘书一路小跑着迎上来，手里举着平板，表情介于惊恐和兴奋之间：“苏总——白崇山的私人秘书刚打来电话，约您今天下午三点在柏悦行政酒廊单独会面。说是不对外公开，仅两个人。”

        苏砚的脚步只停了不到一秒，随即径直走进办公室，拿起桌上那杯秘书早已准备好的热美式。她没喝。她看着窗外，阳光正从玻璃幕墙外照进来，打在她肩头绷带的边缘，渗出一丝若有若无的消毒水气味。“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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