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酒店房间的灯还亮着。桌上摊满了材料——证据清单、质证提纲、对方律师团队的背景资料、导师近三年的财务流水、薛紫英提供的录音逐字稿。这些东西他已经看了不下二十遍，每一遍都能发现新的细节，每一个细节都让他脊背发凉。

        录音里有一段对话，他今晚才真正听懂。

        那是导师和资本的电话录音，薛紫英用微型录音笔贴在办公室沙发底下录的。音质很差，杂音很多，断断续续的。有一句当初被他忽略了对白，夹在在翻动文件的窸窣声和茶杯磕碰的背景音之间，模糊得像从水底冒上来的气泡。

        “陆时衍那个孩子，可惜了。”

        “可惜什么？”

        “可惜跟他爸一模一样。”

        陆时衍的父亲不是律师。他父亲是个中学语文老师，教了一辈子书，退休那年查出来胃癌，从查出到走只有三个月。走的时候陆时衍还在读研，赶回来的那天晚上，父亲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看着他，用手指在床单上写了两个字。

        “别输。”

        他不知道父亲说的“别输”是什么意思。是别输掉官司？是别输掉人生？还是别输掉心里那点他爸一辈子都没丢的东西？他没问。父亲也没机会解释。可这两个字就像刻在骨头上的铭文，每到关键时刻就开始发烫。

        “跟我爸一模一样。”陆时衍把录音又倒回去放了一遍，“他说这话的时候，是什么语气？”

        苏砚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惋惜。带一点心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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