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直站在城楼上，看着下面哭喊的百姓和被驱赶的人群，脸上半点波动都没有，只有冷笑。他对旁边的守将说：“看见没？这些蠢货！流贼让他们送死，他们就真来送死？老子城墙后面有的是粮食，只要他们掉头跑，或者干脆反他娘的，老子开门放他们进来，分地分粮！可他们呢？宁愿被流贼砍死，也不敢反抗，反而来冲老子的城？这是什么道理？”

        他顿了顿，声音提高，确保周围官兵都能听见：“同样是死，被流贼杀是死，被老子射死也是死！可他们宁肯怕流贼，也不怕朝廷的王法，不怕老子手里的刀箭？不给朝廷卖命，反而去听流贼的，难道流贼的屁香些？自己死还要拉着别人垫背，就冲这一点，他们就罪有应得！放箭！给老子狠狠地射！射死这些糊涂蛋！明年清明，老子心情好，或许还能给他们烧点纸钱！”

        命令一下，箭矢如雨。被驱赶的百姓成片倒下，后面的流贼见占不到便宜，也只能骂骂咧咧地退走。几次之后，再没有流贼敢来打巩昌的主意了。都知道这巩昌府的刘知府，是个油盐不进、心狠手硬、粮草还贼多的狠角色，惹不起。

        刘大直这套“乱世生存哲学”，当然不是他天生就有的。大半是受了王炸那套“实用至上”、“力量即真理”的作风影响。王炸用最直接粗暴的方式，给他展示了在这个秩序崩坏的世道里，什么仁义道德、什么官场规矩，有时候都比不上手里有粮、城里有兵来得实在。跟着王炸，他刘大直才从以前那个战战兢兢、生怕哪天被流贼或上司搞掉的普通知府，变成了如今稳坐钓鱼台、说一不二的巩昌土皇帝。

        这不，前些日子，王炸从草原回来，路过陕西时，又派人给他送来了上百头牛，几百只羊！说是让他改善改善伙食，给新军和出力多的百姓打打牙祭。这份体贴和厚赐，把刘大直感动得不行，对着王炸使者离去的方向，恭恭敬敬行了礼。

        他现在心里门清，自己这一身肥肉、满仓粮食、稳固城池、听命新军，乃至这条老命，都是拜灭金侯所赐。什么大明朝廷，什么崇祯皇帝，天高皇帝远，如今这世道，谁能让他刘大直和巩昌府活下去、过得好，他就认谁！

        有时候夜深人静，刘大直摸着吃得滚圆的肚子，看着窗外宁静的巩昌夜景，心里会冒出个胆大包天的念头：要是哪天，侯爷觉得时机到了，想干点更大的事儿……比如，扯旗子？他刘大直估计眼睛都不会眨一下，立马把巩昌府的库房打开，把新军拉出来，第一个跟着侯爷干！这大明江山，爱谁谁吧，反正他刘大直是铁了心，要跟着灭金侯这条大船，一条道走到黑了。跟着侯爷，有肉吃！

        刘大直能考上进士，在那人才济济的大明官场里混到一府主官的位置，脑子绝对是够用的，绝不是傻子。他深知自己现在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也清楚自己该站在哪一边。给朝廷的奏折，他每月按时写，按时发，从不延误。

        在奏折里，他当然会提自己如何“仰赖皇上天威”、“将士用命”，打退了流贼的几次进犯，保境安民。但他绝不把功劳全揽在自己身上，更不会大肆吹嘘。相反，他用了更多的笔墨，浓墨重彩地描述陕西局势是如何糜烂，流贼如何猖獗，百姓如何困苦，地方如何残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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