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原计划，今晚十点发报。”林默涵看了看墙上的老式挂钟，现在是晚上八点一刻，“但我们得做最坏的打算。明月，你现在就去安全屋，带上必需品。如果十二点前我没到，你就立即转移，按照备用方案行动。”

        “不，我和你一起。”陈明月倔强地摇头，“上次在左营我已经抛下过你一次，这次——”

        “这次情况不同。”林默涵打断她，转身看着她的眼睛，“上次是突发状况，我们不得不分开行动。但今晚，我知道危险就在眼前。如果必须有人留下来断后，那应该是我。你的任务，是把情报带出去。明白吗？”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陈明月从那双眼睛里读出了不容置疑的决绝。这是他们之间从未有过的对话——不再有假扮夫妻时的疏离，也没有了逃亡路上相互扶持时的温情，而是一个指挥官对战士下达的最后命令。

        “明白了。”陈明月深吸一口气，立正站好。她曾是进步学生，参加过学运，后来被组织吸收，经过严格训练。虽然对林默涵产生了超越同志的感情，但她从未忘记过自己的使命。

        “这是最后一份情报的关键部分。”林默涵从怀里掏出一个火柴盒大小的铁盒，递给陈明月，“如果发报中途被打断，或者我无法脱身，你带着它去基隆港。每周三下午三点，码头三号仓库会有一个戴草帽的渔夫。你问他‘今天鲑鱼新鲜吗’，他如果回答‘台风要来了，只有咸鱼’，你就把盒子给他。”

        陈明月接过铁盒，入手冰凉，重量很轻。她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一张用特殊药水处理过的薄纸，需要用特定显影液才能看到上面的字迹。这比发报更安全，但也意味着，如果她被捕，情报就会永远消失。

        “我记住了。”她将铁盒小心地塞进腰带的内袋，用别针牢牢固定。

        “现在，收拾东西，从后门走。”林默涵走到墙边，移开一幅山水画，露出后面的暗格。里面放着一把勃朗宁手枪，两个备用弹夹，一叠钞票，以及一本薄薄的《唐诗三百首》。

        他拿起那本书，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那是李白的《行路难》，但在页边空白处，用极细的铅笔写着一行小字：“晓棠今日学会写‘爸爸’二字，妻字。”

        这是三个月前收到的最后一封家书。此后，因为台湾方面对大陆通信的封锁加剧，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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