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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向北行驶，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田野，又从田野变成山峦。三月的台湾，田野里已经泛起了绿色，偶尔能看见几个农民弯着腰在田里劳作。远处的山峦笼罩在薄雾中，若隐若现。

        林默涵没有看风景。他的眼睛半闭着，但余光一直在扫视车厢里的每一个人。

        斜对面坐着一个商人模样的中年人，穿着绸布长衫，手里拿着一份《中央日报》，正看得入神。报纸的头版是蒋介石的讲话，标题很大:“反攻大陆，指日可待”。林默涵心里冷笑，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

        商人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女人，二十出头，穿着碎花旗袍，怀里抱着一个藤条箱。她的眼睛红肿，像是刚哭过。也许是送丈夫去当兵的新媳妇？也许是去台北投奔亲戚的可怜人？林默涵不知道。但他注意到，她的右手一直按在藤条箱的搭扣上，指节微微发白。

        再往前几排，坐着三个穿军装的年轻人。他们靠在一起打牌，笑声很大，引来旁边几个乘客不满的眼神。林默涵听了几句他们的对话——是在抱怨伙食太差、长官太严、放假太短。普通士兵，没什么特别的。

        但林默涵没有忽略他们。

        最危险的人，往往是最不起眼的人。这是他在上海培训班学到的第一课。

        列车在一个小站停靠了几分钟，又继续前行。林默涵看了一眼手表:八点四十分。再过三个小时，就能到台北了。

        就在这时，车厢门被推开了。

        两个穿黑色中山装的男人走进来，一前一后。前面那个瘦高个，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眼睛在车厢里扫来扫去。后面那个矮胖，手插在口袋里，但那个口袋的形状——林默涵眯起眼睛——那是一把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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