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的雨季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

        十一月的海风裹挟着水汽，从高雄港一路漫进盐埕区的大街小巷。墨海贸易行的玻璃橱窗上，雨痕像一道道未干透的泪迹，在昏黄的路灯下泛着微光。林默涵推了推金丝眼镜，目光落在窗外那辆已经停了两个小时的黑色轿车——车顶积了薄薄一层水，但车窗始终没有摇下。

        “沈先生，海关的王科长又来催了。”伙计阿明小心翼翼地推门进来，手里捏着电报封套，“说是那批从基隆转口的红糖，港务局那边不肯放行。”

        林默涵转过身，温文尔雅的脸上浮起商人惯有的苦恼神色：“王科长要多少？”

        “这个数。”阿明伸出五指，又翻了一面。

        “一千新台币？”林默涵在柜台后踱步，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算盘珠子，“上个月才给了八百。你去告诉他，今年糖价跌了三成，贸易行的日子也不好过。这样，你带五百过去，就说是我沈墨的一点心意，请他通融几天。”

        阿明应声退下。林默涵等他走出店门，才从柜台抽屉里取出一枚铜钱——正面朝上。这是“老渔夫”定下的安全信号，意味着今日可以接收情报。

        他抬腕看表：下午三点四十分。离与“信天翁”的接头时间还有二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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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营海军基地的文书室里，张启明第三次掏出怀表。母亲肺痨的诊断书就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旁边是妹妹从屏东寄来的信：“哥，妈昨夜又咳血了，李大夫说要用盘尼西林……”

        盘尼西林。这三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在心上。军医院的配额早就用完，黑市上一支要价三百银元，还得是美金结算。他一个中尉文书，月俸不过四十新台币，就算不吃不喝，也得攒上大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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