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27日，晚七点。

        台北车站的大钟指针在雨中闪着微光。候车大厅里挤满了躲雨的行人，空气中混杂着煤烟、樟脑丸和潮湿外套的气味。穿卡其布制服的站务员举着铜哨在月台间奔跑，绿皮慢车刚卸下一批从中坜来的菜贩，竹筐里的空菜叶洒了一地。

        林默涵坐在第二候车室的长椅上，膝盖上摊着一张当天的《中央日报》。头版是“**抗俄总动员”的社论，第三版右下角有条三行字的社会新闻：大稻埕颜料行意外失火，店主陈文彬下落不明。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三遍。

        这是苏曼卿用生命发出的警报。

        三天前，她通过预定渠道送来最后一个情报包——江一苇的密写信、美军顾问团的军列调度表、以及一张用指甲刻在锡箔纸上的留言：“影子有危险，速离台北。”

        林默涵当即启用紧急撤离方案，从大稻埕颜料行转移到罗斯福路的安全屋。他在屋里等了二十四个小时，等来的却是这条新闻。

        颜料行“意外失火”。

        苏曼卿没有出现。

        他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她最后一次站在咖啡馆门口的样子。那天傍晚，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倚着门框，手里端着一杯没喝完的咖啡，笑着说：“下次来，我给你煮新到的蓝山。”

        没有下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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