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四十分，台北的天空像一块浸透的墨布，连星光都被厚重的云层吞噬。林默涵走在归途上，脚步不疾不徐，与这座城市沉睡的呼吸同频。他刚把最后一组修正后的坐标报文通过公共电话亭的拨号音传递出去——那是一种极其冒险的明码呼叫，利用对方占线的忙音间隔来对应摩斯码的长短，只要稍有差池，便是万劫不复。

        他此刻用的路线是绕了半个台北城的弯路。从延平北路转入凉州街，再过大桥头，沿着淡水河岸走。河水带着腥味的风吹在脸上，让他保持清醒。刚才在永乐市场旁的那个公用电话亭，他拨通了一个没有登记的号码，只响了两声就挂断，隔了五分钟再拨，如此反复三次。这是给苏曼卿的示警信号——“货已送达，速撤离”。

        但他心里那股不安却越来越浓。不是因为任务出了岔子，而是源于一种直觉，一种在刀尖上行走多年磨砺出的野兽般的警觉。

        当他走到凉州街与民权西路的交叉口时，这种不安达到了顶点。路口那盏忽明忽暗的路灯下，停着一辆他没有注意到的黑色吉普车。车窗贴着深色玻璃，像一只蛰伏的怪兽。

        林默涵没有停下脚步，甚至没有转头去看，但他的右手拇指已经扣住了袖口里的那枚刀片。他加快了步伐，准备在下一个转角拐进那条狭窄的巷弄。

        就在这一瞬间，吉普车的引擎突然轰鸣起来。

        车轮摩擦地面的尖锐声响刺破了夜的寂静。林默涵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向旁边一扑，滚进了路边一家早已打烊的水果摊下。

        “砰！”

        一声枪响，路灯应声而碎，玻璃渣像雨点一样落下。紧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子弹打在水泥地上，溅起一串火花。

        “抓住他！”有人大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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