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陈明月。

        她今天穿了件素色旗袍，外面罩着针织开衫，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看上去就像个普通的商人太太。可林默涵看到她左手提着的藤编手提箱——那是他们约定好的信号：有紧急情况，不能在公寓说，就来这个备用接头点。

        “你怎么来了？”林默涵压低声音。

        “家里来客人了。”陈明月说，声音平静，但林默涵听出那平静下的紧绷，“来了三个，说是查户口，在客厅坐了一个钟头，问东问西。”

        “问了什么？”

        “问我们什么时候结婚的，在哪儿办的酒席，证婚人是谁。”陈明月把手提箱放在一个麻袋上，打开，里面是几件换洗衣物，最下面压着一把勃朗宁手枪，“我说我们在厦门结的婚，战乱时期，一切从简。他们又问厦门哪条街，哪家酒楼，证婚人姓什么。”

        林默涵的心往下沉。这些问题，他和陈明月对过口供，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演练过。可再完美的谎言，也经不起刨根问底——因为他们确实没在厦门结过婚，所有的“记忆”都是背下来的剧本。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这么多年了，谁还记得清。”陈明月抬眼看他，眼睛里是林默涵熟悉的、那种外柔内刚的光，“我还说，我先生最疼我，从不要我操心这些事，家里的账本我都看不懂。”

        这话说得妙——既解释了为什么记不清，又塑造了一个符合传统想象的、不问外事的妻子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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