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是多少？谁来定这个标准？”解宝华追问。

        两个人你来我往地说了几分钟，谁也没有说服谁。孙永明一直没有插话，只是端着茶杯听着，偶尔点一下头，也不知道是在认同谁的意见。

        买家峻注意到，韦伯仁坐在靠墙的位置上，手里拿着笔在本子上记着什么，但笔尖一直没有落在纸上。他在假装记录，实际上在听。

        一个秘书，在书记办公会上假装记录，说明他在听的东西不是他该记的，或者说，不是他打算记在官方的会议记录里的。他要记在别的地方，记在心里，记在事后要打的某个电话里。

        买家峻忽然开口了：“孙书记，我有个想法。”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他。

        “调查组的工作再给我两周时间。”买家峻说，“两周之内，我会提交一份完整的调查报告。到时候，哪些项目可以复工、哪些项目需要进一步处理、哪些人需要承担责任，都会有明确的结论。在这两周里，安置房项目不全面复工，但也不全面停工——已经封顶的楼栋可以继续做内部装修和外墙粉刷，不涉及主体工程，不影响证据链。这样做，至少能让群众看到工程在动，能缓解一些舆论压力。”

        他说完，看着孙永明。

        孙永明沉默了几秒，把茶杯放下，双手交叉放在桌上。

        “就这样办。”他说，“买家峻同志，两周后我要看到报告。解宝华同志，群众工作你来抓，把现在的处理方案向群众解释清楚，不要让矛盾激化。常军仁同志，财政那边你去协调，需要垫付的资金做一个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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