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办公室，买家峻把台灯调亮了一档。韦伯仁站在桌前，把公文包里的材料抽出来，是一叠厚厚的调查笔录，每一页都有被调查人的签名和手印。他把材料翻到最后一页，指着签名栏上面的一块空白说：“这里。情况说明需要您签个字，确认市委对这个案子的处理意见。”

        买家峻拿起笔，但没有马上签。他把材料从头翻到尾，看得很仔细。韦伯仁就站在他对面，一动不动，也不催。办公室里只有翻纸的沙沙声。

        “老韦，”买家峻低着头，一边看材料一边问，“你跟解宝华共事多少年了？”

        韦伯仁的眉头跳了一下。“……快八年了。”

        “八年。”

        “是。八年。我调进办公厅的时候，他就是副秘书长了。我那会儿还是个副科长，写的材料被他改得通红一片，一个逗号都要跟我较半天劲。”

        “你恨他吗？”

        韦伯仁没有立刻回答。过了好一会儿，才用一种很平的声音说：“说不上恨。也说不上了。买书记，不瞒您说，当初在查处解宝华的问题上，我确实动摇过。怕。怕他身后有人。怕查来查去把我自己卷进去。怕万一查不成，我这辈子政治前途就算完了。”他咽了口唾沫，喉结动了一下，“可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件事。不是想明白的——是看见的。”

        “看见什么？”

        “看见安置房的那些老百姓。他们等房子等了六年。六年里，有人从黑头发等成了白头发。有人等着等着，人没了。家属抱着遗像去信访办，一句话不说，就那么抱着。我在信访办门口站了一下午，没敢进去。”韦伯仁的声音忽然哽了一下，他用力咳了一声，把那种哽咽压下去，“那时候我就想，我韦伯仁这辈子可以当不了大官，可能确实当不了。但我不能再当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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