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账？”

        “他去年的讲话稿。四十篇。每一篇都是我写的。”韦伯仁的眼中浮起一层冷意，不是杀意的冷，是那种把身家性命都押上去的冷，“那些讲话稿里，有三篇涉及安置房项目。他让我在稿子里写‘项目推进顺利，群众情绪稳定’。写完他一个字没改，拿去念了。那时候安置房已经停工三个月，群众到市委门口静坐，他派我去劝。我劝了三个钟头，劝不回去。后来他亲自下去，跟群众说了三句话。”

        常军仁看着他。

        “第一句：你们的困难市委是知道的。第二句：事情正在解决，请大家再等一等。第三句——如果谁再闹事，就依法处理。”

        韦伯仁说到最后一句时，声音已经完全冷了下来。

        “那三句话是我站在他旁边听到的。当时有个老太太喊，说解秘书长她孙女住在工棚里发高烧，求他派人送医院。他没理。转身走了。我追上去问他，要不要安排辆车，他说了一个字——”

        他伸出一根手指。

        “——等。”

        常军仁的烟烧到了尽头。烟灰掉在桌面上，他没有擦。

        “所以你来找我，是要做什么？”

        韦伯仁深吸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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