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九年春节，谢迎宾在云顶阁办年会，请了三十多个人，大半是市里和省里的官员。谢宝华致辞，说‘新城有今天，在座的各位功不可没’。那天晚上发了红包，每个红包里是一张购物卡。我没查到余额，但记账的服务员说，发红包的袋子重得她拎不动。”

        她一页一页地翻，一笔一笔地说。声音很平，像是在念一份枯燥的会议记录。但那份帆布包里装着的，是沪杭新城六年来见不得光的另一面。每一页纸都是一把刀，刀刀都砍在那些光鲜亮丽的脸谱背后。

        买家峻坐在沙发上，盯着茶几上的笔记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不是没见过黑材料——在老单位的时候，他经手过不少案子，举报信、匿名材料、经济审计报告，看得多了。但那些材料是死的，是冷冰冰的数字和公文格式的陈述。眼前这些笔记本不一样——这些是活的。每一行字后面都站着一个具体的夜晚、一次具体的对话、一个具体的人在权力和利益面前做出的选择。

        “这些，够不够？”花絮倩把最后一本笔记翻完，抬头看着他。

        “够。”买家峻的声音有点哑，“够把该抓的人都抓进去蹲一辈子。”

        “那你还等什么？”

        买家峻没有回答。他看着花絮倩，看了很久。她坐在他对面，双手搁在膝盖上，背挺得很直。六年，她自己把一本本笔记本填满，一个人在灯下、在柜台后面、在所有人都以为她只是个漂亮花瓶的时候，一笔一画地把黑暗中的脉络描出来。

        “你等了六年。”他说，“就为了等一个人把这些东西递出去。”

        “对。”

        “如果那个接你笔记本的人没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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