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五年的上海冬夜，黄浦江的风里裹着铁锈和煤烟的味道。

        程东风站在药厂顶楼，望着苏州河上往来如织的货船。远处外滩的霓虹明明灭灭，像这个时代急促的脉搏——繁华是假象，底下流淌的全是惶惶不安。

        他知道，还有一年多。淞沪会战的炮火会撕开这片假象，南京城的血会染红长江。他记得太清楚了，清楚到每个细节都在夜里灼烧着他——那些还没来得及发生，就已经钉在骨头里的浩劫。

        从歙县出来时，他怀里揣着清单：步枪三百支，机枪二十挺，子弹十万发。

        现在那张清单摊在桌上，被红笔改得面目全非。外购枪械的条目一条条划掉，旁边批注密密麻麻：

        “子弹越打越少。”

        “坏了没处修。”

        “八年，不够。”

        最后三个字写得极重，钢笔尖划破了纸张。

        他需要的是能一直打下去的武器。在上海造，送回歙县，在皖南山里建起一个个简陋的兵工作坊。原料从哪来？设备怎么运？工匠去哪找？每个问题都像绞索，套在脖子上，一天紧过一天。

        可他没有时间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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