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一位以“明经”入仕、在地方为官多年、现为 工部侍郎的“实务派”官员出列，他提出了更尖锐的问题：“天后，诸公，下官曾历任数州县，于田亩之事，略知一二。即便不论勋贵、豪强，单说寻常富户、商人，其购置田产，多为保值、传家，亦是朝廷法令所允。若骤然以新法夺其产业，或课以重税，是失信于民，动摇 朝廷法度之根基。再者，均田之制，核心在于‘计口授田’， 然如今丁口流动频繁， 匠人、商贾、佣工，不事农耕者众，如何授田？授之何用？若强令归农，则百业凋敝。且田有肥瘠，地有远近，如何做到真正的‘均’？凡此种种，皆非一纸诏令可解。牵一发而动全身， 臣恐画虎不成反类犬，旧弊未除，新乱又生啊！”
这位官员的话，点出了均田制在新时代面临的更深层困境：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单纯的农业社会模型，已不完全适用于工商业有所发展、人口流动加剧的“仪凤时期”。强行恢复以“计口授田、附地著农”为核心的均田制，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
朝堂之上，支持改革（以韦待价、狄仁杰等为代表）与反对改革（以李敬玄、部分勋贵、务实派官员为代表）的两派，观点激烈交锋，引经据典，各执一词。支持者痛陈时弊，强调危机，呼吁变革；反对者则大谈困难，渲染风险，主张维持。双方都有道理，也都难以完全说服对方。气氛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僵持。
端坐御榻之侧的武则天，始终面色沉静，凤目微垂，仿佛在倾听，又仿佛在思索。她的目光偶尔扫过丹陛下的李瑾。李瑾自朝议开始，便一直沉默，眉头紧锁，显然也在深思。
就在争论趋于白热化，双方僵持不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声音响起。
“天后，诸公，臣有一言。” 出列的是新任中书侍郎，出身寒门、因精通庶务、善于理财而被武则天破格提拔的崔神基。他年富力强，目光锐利，是“新贵”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众人目光聚焦于他，想听听这位“天子近臣”、改革新锐有何高见。
崔神基清了清嗓子，声音清晰：“适才诸公所言，皆有其理。然臣以为，今日之争，非‘复古’与‘守旧’之争，乃 ‘固本’与‘安民’ 之择也。均田制之精神，在于抑制兼并，保障民生，稳固国本。此精神，放之古今而皆准。至于具体法度，自当因时制宜，灵活变通。”
他顿了顿，见吸引了众人注意，继续道：“臣浅见，或可试行 ‘限田、清丈、税赋调节、鼓励垦荒’四策并举之法。其一，限田：不再拘泥于旧制丁口授田数额，而是规定民户（包括勋贵、官员）拥有田产之上限，超额部分， 非强令归田，而可由朝廷以公帑分期赎买， 或课以累进重税，使其无利可图，自愿释出。其二，清丈：重新大规模、彻底清丈全国田亩，绘制鱼鳞图册，明确产权，使隐匿、诡寄无所遁形。此乃一切之基，虽工程浩大，但非做不可。其三，税赋调节：改革租庸调， 试行‘摊丁入亩’、‘以资产为宗’ 之新税法，田多者多纳，田少者少纳，无田者不纳（或纳极轻之丁银），从税负上抑制兼并动机。其四，鼓励垦荒：出台优厚政策，鼓励无地、少地之民前往边地、丘陵、滩涂等未垦之地开荒， 新垦之地，数年乃至十数年免征赋税，永为已业，以分流人口，缓解人地矛盾。”
崔神基的方案，显然比韦待价的更为系统，也更具操作性，融合了历代土地政策的智慧，并试图引入新的税收理念。这引起了部分官员的深思。
然而，反对之声立刻响起。一位出身江南士族、现为 礼部郎中的官员驳斥道：“崔侍郎之议，看似周全，实则祸患更深！限田？ 如何定限？关中、江南、巴蜀，地力不同，产量悬殊，一限之数，岂能公平？清丈？ 谈何容易！前朝隋炀帝亦曾大索貌阅、核定户籍，结果如何？ 扰动天下，怨声载道！摊丁入亩？ 更是动摇祖宗成法！租庸调乃租、庸、调三者并行，各有其义，岂能轻改？鼓励垦荒更是远水难救近火，且边疆苦寒，险地难垦，百姓岂愿背井离乡？”
“再者，” 另一位与漕运利益集团关系密切的 户部郎中阴恻恻地补充，“崔侍郎所言‘以资产为宗’，莫非要将工商之利、舟车之便，皆纳入课税？此非与民（实为与商贾、工坊主）争利乎？恐伤 百业之生机啊！”
争论的焦点，从“是否该动土地”，迅速转向“如何动”、“动谁的奶酪”，变得更加具体，也更加尖锐。崔神基的方案，触动的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土地食利者，更触及了新兴的工商业者、以及依靠田产和商业双重获利的复杂利益网络（包括许多“新贵”）。反对的声浪，不仅来自守旧派，也开始来自部分本应支持改革的“新贵”和务实派。他们或许赞同打击贪官，但绝不愿看到自己的合法（或灰色）田产和财富受到威胁。改革的同盟，在触及最根本的土地和财产权时，开始出现裂痕。
李瑾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冰凉。他深知崔神基的方案已是相对温和、具操作性的改良之策，竟也遭遇如此巨大的阻力。这不仅仅是利益之争，更是观念之锢、制度之惰。整个统治阶层（包括新兴阶层），其思维和利益，已深深嵌入现有的土地—税收—人口结构之中，任何试图改变这一结构的努力，都会遇到整个体系的顽强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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