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弘似乎豁出去了，他无视了母亲那令人心悸的目光，也无视了叔父眼中的忧虑与制止，继续慷慨陈词，仿佛要将这些日子所有的思考、挣扎、苦闷，尽数倾泻：

        “父皇，母后！《贞观政要》有云：‘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又有云：‘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 今我大唐，国用非不足，府库非不充， 四海升平，仓廪殷实，此乃父皇、母后与诸公夙兴夜寐、励精图治之功，亦是天下万民辛勤劳作、休养生息之果。正当固本培元，轻徭薄赋，继续与民休息，蓄养民力之时，何以要行此 动摇国本、惊扰天下 之事？”

        他向前一步，语气愈发激动：“清丈田亩，名则均平赋税，实则如九叔前日所言，必使胥吏借机横行乡里，骚扰百姓，鸡犬不宁！ 田亩肥瘠，人丁多寡，如何能一概论之？豪强者或可贿赂胥吏，以多报少，以肥报瘠；而贫弱小民，稍有出入，便是倾家荡产之祸！ 届时，朝廷未得均平之利，而民间已生无穷之怨！此非扰民 而何？！”

        “限民名田，看似抑制兼并，实则窒碍难行，徒乱法度！ 田产买卖，自古有之，乃百姓生计所系。朝廷强行规定占田之限， 则富者束手，贫者亦困。富者之田，或分散于族亲名下，或隐匿不报，禁令终成一纸空文。而稍有田产之自耕农、中小地主， 畏于禁令，不敢置产，不敢兴业，坐视田土荒芜，岂是富民之道？更有甚者，地方官吏，借此敲诈勒索，上下其手，使 安分守业之民，反受其害！此非乱法 而何？！”

        他的目光转向李瑾，带着深深的失望与痛心：“至于摊丁入亩，以资产定税…… 儿臣更以为是大谬！租庸调之制，乃太宗文皇帝所定，丁有常役，田有常租，调有常品，法简而明，民知所出，百余年遵行无碍。今弃此良法，舍人丁而计田亩、估资产，其弊有三！”

        “其一，计量之难，不可胜数！ 天下田亩，肥瘠不同，水旱各异，产量悬殊，如何能准确核定其值？工商之利，岁有丰歉，价有涨跌，如何能恒定其税？此必致 岁岁更张，税无定额，官吏得以高下其手，任意苛索！小民疲于应对，破产者不知凡几！”

        “其二，此乃朝廷公然 与民争利，耗尽天下民力！ 田亩、资产，乃民之根本，民之膏血。朝廷弃丁税而重资产，是迫使有产者，无论田主、匠户、商贾，皆须将辛苦所得，源源不断输入国库！此非 养鸡取卵 而何？今日取一分，民力损一分；明日取一厘，民力竭一厘。 长此以往，民穷财尽，天下生机 将绝！昔日隋炀帝横征暴敛，耗尽民力，遂有天下土崩，二世而亡！前车之鉴，殷鉴不远！ 父皇，母后，岂可不察？！”

        “其三，动摇国本，祸乱之源！ 租庸调以丁为本，民有常役，则知有朝廷；国有常兵，则内安外攘。今舍人丁而重资产，则富者 田连阡陌 而税轻，贫者 无立锥之地 而役重！更有甚者，人丁不再为赋役之基，则朝廷何以控民？何以征兵？ 此非自毁根基 而何？一旦国用不足，则必加税；加税不足，则必鬻爵；鬻爵不足，则必……” 他猛地顿住，似乎意识到后面的话太过尖锐，但眼中的意思已不言自明——则必横征暴敛，乃至亡国！

        “父皇，母后！” 李弘的声音因激动而嘶哑，眼中甚至有泪光闪动，他再次深深拜倒，“儿臣非敢危言耸听，实是痛心疾首，不忍见祖宗基业、贞观盛世，毁于一旦！所谓新政，名目虽佳，实则乃 聚敛之术，与民争利 之道！或许可解朝廷一时之渴，然 竭泽而渔，民力枯竭，天下怨愤，人心离散，国祚何以长久？昔日管仲、商鞅之徒，虽富国强兵于一时，然其法刻薄，遗祸后世。我大唐以仁孝治天下，岂可效法此等苛酷之术？”

        “儿臣恳请父皇、母后，悬崖勒马，罢此扰民、乱法、争利、祸·国之政！当以贞观故事为法，省刑罚，薄税敛，劝课农桑，与民休息，选任贤良，澄清吏治。使天下知朝廷爱民之深，恤民之切， 则·民心自安，国本自固， 纵有兼并，纵有贫富，亦可徐徐图之，以仁政化之，何必 行此 险峻峻法， 自绝于民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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