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由佛教高僧（例如华严宗或法相宗的一位大德）阐发“缘起性空”、“众生皆可成佛”的教义，逻辑严密，引经据典（主要是汉译佛经），气势恢宏。接着，景教的一位“大德”（可能是主教或资深僧侣）上台，用略带口音的官话，结合译语人的辅助，讲述“天主”创造万物，“弥施诃”降世救赎，以及最后的审判，其教义具有强烈的一神论和救赎色彩，对许多听惯佛教轮回说的唐人来说，颇为新奇。然后是祆教的“穆护”（高阶祭司），他通过译语人，阐述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善恶二元论，强调智慧之主阿胡拉·马兹达与黑暗之主的永恒斗争，人的责任在于选择善行、维护纯洁、崇拜圣火，其教义带有浓厚的伦理和现世色彩。最后是道家的一位著名法师，阐述“道法自然”、“清净无为”、“长生久视”之理，并暗中契合了皇室对道教的推崇。

        各方阐述完毕，进入互相诘难环节。这才是论辩的高潮，也是最考验智慧与机辩的时刻。

        景教僧问佛教高僧：“佛法言众生平等，皆可成佛，然则禽兽亦可成佛否？若可，则与贵教轮回之说，人可堕为畜生，有何分别？若不可，则平等何在？” 问题尖锐，涉及佛教教义内部的某些张力。

        佛教高僧从容应答，以“佛性本有，迷悟不同”阐释，区分“有情”与“无情”，并指出轮回并非惩罚，而是业力所致，修行正在于超越轮回。回答巧妙，但台下不少听众已觉深奥。

        道家法师则抓住景教“天主创世”说提问：“敢问贵教，天主造万物，那天主由谁所造？若天主无始，则与我道家‘道’生万物，道法自然，有何本质不同？且贵教言天主全知全能全善，然世间为何有恶？此恶亦天主所造乎？” 这直接指向了一神论的核心难题。

        景教僧引经据典，以“天主超越时空，非受造”、“人类有自由意志，故可择恶”等标准神学观点回应，但在强调“自然”、“无为”的道家面前，其解释显得有些“刻意”。

        祆教穆护的发言相对低调，但提出的问题也颇具特色。他问佛教：“贵教讲空，讲无我，然则行善修行之主体何在？若‘我’为空，谁在轮回，谁在成佛？” 又问道家：“贵教追求长生，然则此身终将腐朽，如何能与天地同久？我教崇奉光明、圣火，正因其纯净、不灭，象征永恒真理。”

        佛教以“假名我”、“业力相续”回应；道家则以“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应对。但祆教强调现世洁净、对抗黑暗的伦理实践，也引起了一些务实士人的共鸣。

        儒家大儒作为评议，则更多从社会伦理、王道教化的角度发言。他们肯定佛教的劝善、道家的清静、景教的博爱、祆教的崇洁，但也强调“敬天法祖，忠君孝亲”乃人伦根本，外来宗教不可违背中国礼法，不可废弃人伦，不可干预政事。其立场，代表了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底线。

        论辩进行了整整一天，各方引经据典，机锋百出，时而激烈，时而巧妙。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大开眼界。许多唐人第一次如此系统地接触到这些外来宗教的核心教义，虽然大多一知半解，但那种思想碰撞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外国使节和信徒们，则为自己信仰的“亮相”而激动或紧张。

        李瑾与狄仁杰坐在二楼一个不引人注目的隔间内，静静观看着这场“宗教大汇演”。

        “殿下此举，可谓惊世骇俗。” 狄仁杰低声道，“让诸教公开辩论于大庭广众之下，自古罕有。就不怕教义冲突，引发事端？或使百姓迷惑，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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