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一直静静听着双方的争论，此时缓缓开口，声音沉稳而有力：“刘员外郎（刘晏此时为弘文馆校书郎，此处尊称）所言，切中时弊。法律若因人而异，则无公正可言，久之必生大乱。徐公、柳博士所虑，亦不无道理，礼法秩序、官僚体统，不可全然不顾。”

        他目光扫过在场众人，最终落在一直凝神倾听的太子李瑾身上，微微颔首，然后继续说道：“本相以为，新律欲行，必在‘平等’与‘秩序’之间，寻一平衡。‘八议’之制，关乎礼法根本，骤然废除，震动太大。然其适用范围、减免条件，确可严加限制。例如，将可‘议’之罪限定于非十恶之一般罪行，且‘议’之后是否减免、减免多少，需由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司会审，最终报圣裁，而非自动减免。至于‘请、减、赎、官当’等，亦当大幅提高门槛，明确限制。例如，‘官当’不得用于贪赃、枉法、害民等重罪；‘赎刑’之金额，当与罪行轻重、家产多寡严格挂钩，使其真正具有惩戒之力，而非富者之护身符。”

        李瑾此时接口道：“狄公所言，乃务实之策。律法之变，宜渐进不宜骤革。然‘平等’之精神，必须彰明。可于新律总则开篇即申明：‘永昌新律，以公平为体，以仁义为用。凡断罪，皆须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以故入人罪论。诸司断狱，皆须据众证定罪，依法拷讯，不得徇私阿曲。’ 此虽未明言废除特权，但强调依法断罪、据证定谳，已在实质上约束了‘议、请、减、赎、官当’等特权之滥用空间。”

        他顿了顿，目光变得坚定：“再者，可于《职制律》、《户婚律》、《杂律》中，针对官吏贪渎、豪强侵夺、为富不仁等百姓深恶痛绝之行径，设立专条，明确此类罪行，不适用或严格限制适用特权条款。尤其兼并土地、欺压良善、收受贿赂、枉法裁判等，当从重论处，绝不姑息。如此，既可存礼法之形式，又能收抑制豪强、保护小民之实效。此所谓‘刑不上大夫，然害民之大夫必刑；礼不下庶人，然守法之庶人必礼’。”

        李瑾这番话，引用了古语，却又加以改造，提出了一个颇具操作性的折中方案：不直接否定特权制度的形式，但在实质上通过具体罪名的设定和程序的严格化，大幅压缩其滥用空间，将“平等”的精神，渗透到具体的、关乎民生的法律条款中去。

        馆内一时安静下来，众人都在消化太子这番话的含义。这不完全是刘晏等人期望的激进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比徐文远等人坚持的完全保留旧制，已是巨大的进步。它更像是一种“实质平等”的追求，在承认现实等级差异的前提下，试图用法律来约束强权，保护弱势。

        刑部郎中裴谈沉吟道：“殿下此议，颇中肯綮。于司法实务中，许多弊端，正在于权贵借‘八议’、‘请减’之名，行脱罪之实。若能在律文中明确某些重罪不适用或严格适用特权，并辅以严格的程序监督，确能大大减少不公。只是……”他略有迟疑，“如何界定‘害民’、‘贪渎’？标准由谁掌握？执行之中，恐仍有空子可钻。”

        “所以需要详密的法条和严格的程序。”狄仁杰总结道，“新律之《名例律》（总则）当申明原则；《职制》、《户婚》、《贼盗》、《斗讼》等分则，需针对具体罪行，细化规定。同时，必须强化《断狱律》，对诉讼、审讯、判决、复核诸程序，做出严密规定，防止官吏玩法。譬如，可规定：凡涉及品官勋贵之案，州县无权终审，须报刑部、大理寺复核；凡适用‘议、请、减、赎、官当’者，其理由、过程、结果，均需记录在案，层层上报，以备核查。”

        这时，一直在旁记录、较少发言的苏味道忽然开口，他文采斐然，心思细腻：“下官以为，除了在律文中限制，或许还可在‘名’与‘实’上做些文章。例如，保留‘八议’之名，但可改称为‘八议程序’，强调其乃一种特殊的司法审议程序，而非当然的减免特权。罪犯仍需经过严格的审讯、举证、审议，最终是否减免、如何减免，需由特定机构（如三司）合议，并附详细理由奏报。如此，既存古礼之名，又收限制之实，或可减少阻力。”

        这个“正名”的建议，让狄仁杰和李瑾都微微点头。在重视“名分”的古代，名称的改动，有时能起到意想不到的缓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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