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年为什么不说？”

        “说了有用吗？”男人的眼睛里泛起泪光，“贾仁义后来当了代表，优秀企业家。我一个下岗工人，说的话谁信？而且……我老伴那时候刚查出乳腺癌，需要钱治病。贾仁义让人送来五万块钱，说是‘困难补助’。”

        男人抹了把脸：“钱我收了。病没治好，人还是走了。这笔债，我背了十五年。”

        张诚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拍拍男人的肩，很瘦，骨头硌手。

        下楼时，那几个下棋的老人还在。秃顶老人抬起头，这次没再低头，而是盯着张诚看了很久，眼神复杂。

        走出小区，张诚找了个公共电话亭，拨通陈锋的号码。

        “拿到了。”他说。

        “找个安全的地方，我过来。”陈锋说。

        半小时后，两人在一家偏僻的茶馆碰面。包厢在最里面，临街的窗户拉着竹帘。张诚把信封递给陈锋。

        陈锋看完文件，脸色凝重：“这些证据，当年如果拿出来，足够让红旗厂关门，让贾仁义坐牢。”

        “但被压下去了。”张诚说，“我父亲死了，证人也闭嘴了。十五年后，同样的事在同一个地方重演，只是换了个更光鲜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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