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妙的是，”王应熊继续，“朝廷将设‘劝工局’，凡投资工坊者，免税三年；凡改良农事者，赏银百两。与其守着田产与朝廷博弈，不如顺应大势，另辟财路。”

        这套说辞效果显著。数日后，武昌富商陈百万率先响应，捐田千亩，投资织坊。王应熊立即上奏请赏，朱由检赐“义商”匾额。榜样的力量无穷，湖广士绅纷纷效仿。

        七月廿五，松江。

        作为江南试点，松江的推行却遭遇意想不到的阻力——不是来自士绅，而是来自海商。

        松江富商沈廷扬，拥有海船三十艘，掌控松江大半海外贸易。他在知府衙门前当众质问：“朝廷清丈田亩，我沈家配合。但为何要查海商账目？贸易往来，各有机密，岂能尽示于人？”

        新任松江新政推行使杨文骢是海文渊举荐的干吏，不卑不亢：“沈员外，查账非为窥秘，实为公平。海商享朝廷水师护航，享关税优惠，自当纳税报国。且新政有规定：凡账目清晰、纳税足额者，可优先获得‘皇商’资格，专营某类商品。”

        “若我不愿呢？”

        “那也由得员外。”杨文骢淡淡道，“只是今后水师护航，按船收费；码头停泊，按时计价；商品过关，从严查验。员外自行权衡。”

        这是软性强制。沈廷扬脸色变幻，最终拂袖而去。但三日后，他派人送来账册——虽不全，但已显诚意。

        杨文骢知道，这只是开始。江南士绅海商盘根错节，需慢慢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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