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月初一，岁末的寒意已笼罩京城。奉天殿的朝会从卯时开始，殿内虽然燃着炭盆，但高旷的空间依然让人感到清冷。朱由检坐在御座上，看着阶下文武百官呼出的白气，心中却在盘算着崇祯二年最后的政务。

        “启奏皇上，”户部尚书李长庚率先出列，手持厚厚的岁入总册，“截至十月，崇祯二年岁入银五百八十万两，其中田赋三百二十万两，盐课八十万两，茶课二十万两，商税六十万两，海贸关税三十万两，抄没、赎买等杂项七十万两。”

        这个数字让殿中响起低低的惊叹声。比起崇祯元年不足四百万两的岁入，增加了近五成。

        “岁出呢？”朱由检问。

        “岁出银六百二十万两。”李长庚翻过一页，“其中辽东军费一百八十万两，九边军费一百五十万两，京营及新军训练八十万两，赈灾六十万两，官员俸禄四十万两，宗室禄米三十万两，工程营造三十万两，科技研发五十万两。赤字……四十万两。”

        虽有赤字，但比起往年动辄百万的亏空，已是大为改善。朱由检点头：“赤字部分，如何填补？”

        “回皇上，第五期‘海事国债’售出八十万两，扣除利息，净得七十万两。加上历年结余，可补赤字且有余。”李长庚难得露出笑容，“更可喜的是，海贸关税从无到有，仅十月单月便入银八万两。若全年计算，可达百万之数。”

        “好！”朱由检赞道，“海贸初兴，便显成效。可见开海之策，确为富国之道。”

        “然有御史弹劾，”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出列，“海贸之利，多归郑芝龙等海商，朝廷所得不过十一。且海商重利轻义，若坐大成患，恐成东南之患。”

        这话引起不少官员附和。朱由检却平静反问：“杨御史可知，若无郑芝龙，荷兰舰队破我海防，东南财赋断绝，损失几何？若无海贸关税，赈灾、强兵之银从何而来？朝廷得十一，看似少，然此十一为纯利，无征发之劳，无催科之怨，岂不胜过加赋于民？”

        他顿了顿：“至于海商坐大……郑芝龙已受朝廷官职，其子郑森入京为质，水师有朝廷监军，贸易有朝廷抽分，何患之有？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此御下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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