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底，有御史弹劾齐王李元吉在洛阳留守期间“纵容属官侵占民田，强买商铺，致民怨沸腾”，并附上了几份“苦主”的状纸。此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齐王素行不佳，此类指控并非首次。皇帝李渊见状，也只是例行公事般下旨申饬，令齐王“闭门思过，严束下属”，并未深究。

        然而，随后几日，陆续又有几份来自不同渠道的密奏，内容更为敏感：有提及齐王府护卫与某些背景复杂的商队过往甚密；有暗示齐王在河东、陇右的庄园，近年收入颇丰，来源可疑；甚至有一份语焉不详的密报，称去岁曾有突厥装扮的商人，在洛阳附近与齐王府的某位管事有过接触……

        这些奏章并未直接指控齐王通敌，但将其与“商队”、“边地”、“突厥”等敏感词汇隐隐联系起来，如同在平静的水面下投入了几颗石子，涟漪虽小，却足以引起有心人的注意和联想。尤其是皇帝李渊，他对儿子们的举动向来关注，这些零零散散的“风闻”，或许不足以让他立刻相信齐王有叛逆之举，但足以在他心中种下怀疑的种子，并让他对齐王及其盟友太子的动向，多留一分心眼。

        杨军通过特殊渠道，很快知晓了朝堂上的这番暗涌。他立刻意识到，这极有可能是秦王一系发起的、针对齐王的试探性攻击，目的不是立刻扳倒齐王，而是制造舆论压力，干扰其心神，甚至可能迫使与齐王关联的势力（如“胡记”柜坊及其背后的网络）有所动作，从而暴露更多破绽。

        “秦王殿下……已经开始落子了。”杨军心中暗道。这步棋走得巧妙，不直接触碰最核心的“通敌”指控（那需要铁证），而是从齐王的其他劣迹和模糊的边界行为入手，既符合皇帝对儿子们“小惩大诫”的惯例，又能有效施加压力。

        他感到手中那柄“悬刃”的重量，似乎轻了一分。秦王没有等待，而是在前线与朝堂同时行动，主动创造破局的机会。这让他更加明确了自己的任务：保障好“狼头峪计划”的后勤部分，同时密切关注长安动向，尤其是与“胡记”柜坊、修德坊宅院、以及齐王府相关的任何风吹草动。

        五月底的最后一天，薛仁贵秘密押运的真正补给安全送达预定地点。而那批作为“诱饵”的“重要军械”，也在大张旗鼓的准备后，由那支临时拼凑的“押运队”护送，浩浩荡荡地出了长安城，沿着官道向北而去。沿途，果然有不少或明或暗的目光，注视着这支队伍。

        杨军站在使司院中，望着北方天际。他知道，饵已放出，网已张开。接下来，就看北方的豺狼和暗处的硕鼠，如何行动。而他和他的使司，在提供了关键的“道具”之后，需要做的便是等待，并准备好应对可能随之而来的任何结果——无论是前线的一场胜仗，还是朝堂的一次地震，亦或是两者同时爆发。

        破局之机，或许就隐藏在这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汹涌的等待之中。他深吸一口气，转身回到值房。案头，还有无数关于常规补给、匠户管理、原料调拨的文书需要处理。无论局如何变化，保障前线最基本、最持续的需求，永远是他的第一职责。这既是他的“盾”，也是他参与这场宏大棋局的根本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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