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前天凌晨我没给军华打电话唤他回家，现在他一定活的好好的，都怪我…”话没说完陈婷婷已是泣不成声。

        “陈女士，您是说7月4日曾给杜军华打过电话？”

        庄衍明白陈婷婷此时的状态不适合录口供，但对方若能提供线索对案情的发展确有很大推动作用。

        陈婷婷用袖子抹了把眼泪，然后点了点头回答道：“我和军华都来自农村，我俩为了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所以拼命挣钱，我在医院当护工，而军华就在‘梦乐园’当保安，今年年初我和军华商量把读一年级的小杰接进城来生活学习，为此我们累并快乐着。”

        虽说这一家三口的生活苦了点，但庄衍可以从陈婷婷的话语中听出她安于现状的满足感。

        “7月3号那天我上白班，下班回家看着小杰吃完饭、写完作业，我才有了做家务的时间，谁料衣服洗到一半水龙头竟有些滑丝…”话到此处，陈婷婷的眼泪再次决堤：“都怪我，如果不是我心疼那点水费而给军华打电话，他也不会大半夜的离开办公室，都怪我，是我害了军华。”

        “杜军华失联几日，作为妻子的你为何没有报警？”

        “是这样的，下了夜班军华偶尔会被叫去干分拣快递的活，为了多挣点钱他常常几日不沾家，7月4号白天我曾给他打过电话，但是军华的手机已经关机了，7月5日我又在医院尝试与他联系…可…可我没有想到他竟被人害了…”

        见陈婷婷情绪失控，庄衍便从资料夹里抽出了案发现场拍摄的物证照片：“陈女士，请您确认下这部手机是杜军华的吗？”

        陈婷婷闻言将沾满眼泪的手在裤子上抹了抹才接过了照片，仅仅看了一眼她便笃定答道：“我们哪里用得起苹果手机，军华的‘小米’都是从二手市场淘来的便宜货。”

        当庄衍的质疑得到证实后新的问题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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