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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除了江南沿海个别地区以外，总体来说商品生产并不发达。如硬要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也只能加上一个后缀：“萌芽”。大明朝的财政税收制度，无非是自给自主的自然经济在国家层面的一种制度体现而已。

        老百姓一家一户自给自足，吃的、穿的、用的各种生活物资都尽量自己生产，一般无需上街购买。百姓如此，各级政府亦是如此。官府向百姓征收赋税，实现政府功能，也是自给自足的原则。当地的事情当地做，当地的事情当地出银子。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明的税赋实际上有两大块：税（赋）和（劳）役。

        税是国家征的，负担宗室百官俸禄、军费开销以及皇帝的宫廷费用；役是国家和各级地方收的，主要承担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府的管理费用。

        举个例子：比如黄河修坝、运河疏浚，非国家层面组织不可，所以沿河数省百姓都要分担劳役；地方上搞一些小的工程，比如朱平槿特别关心的都江堰岁修工程，影响范围仅限于一省数州府，所以由四川官府组织劳役。

        至于各级官府养的吏员，大部分都是没有国家财政预算的，所以这些人的薪水只能由地方征收。

        因此，如要粗略把握大明朝税收结构的特点，可以简单将其理解为国家（国税）和地方（省、府州、州县、里甲多级力役）的分级税收结构。

        大明的国税标准极低。明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535石），民田减二升（335石），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855石），没官田一斗二升（12石）”但对于苏、松、嘉、湖地区，太祖怒其原为张士诚效力，于是将豪族及富民田没为官田，且皆依被抄没前的私租起科，形成江南田赋激增，形成有名的“江南重赋”现象。

        由此可见，大明朝立国之初的国税税率极低。

        低到什么程度呢，民田的税率仅为168，这比起朱平槿前世动辄20的个人所得税，简直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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