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日军第九旅团在将敌三师团救走后，再次南下至珠影山，接应第六师团。第九旅团在几次受挫后，以精兵200余人组成名为“山琦大队”的敢死队，偷袭第58军指挥所，并且乘第58军暂时陷入混乱之际占领珠影山制高点，对第20军侧后造成威胁。这时，被第九旅团救走的第三师团，又令300余人折回，向第20军阵地发起攻击，打算救援第六师团。

        第20军腹背受敌，乃集中军直属骑兵连、特务连、工兵连，向“山崎大队”攻击。战斗至下午四时，将“山崎大队”全歼，军主力部队也挫败了第三师团的攻击，与友军将第六师团继续包围在珠影山一带。战斗进行到10日，日军第六师团已遭沉重打击，弹尽粮缺，在即将被全歼时，其残部得到飞机十余架的支援，侥幸脱围逃往汨罗江一带。

        至13日，日军第四十师团与第三师团、六师团会合。在汨罗江南岸新市附近收容整理残部。13日，日军三个师团先后退到新市一线。第九战区部队乘日军北渡汨罗江时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击，第37军在颜家铺，第4军在五公市，第73军在新市，第20军在武昌庙，各路齐进。日军无力再战，争相渡河逃生，自相践踏，被击毙、被淹死者甚众。

        1月14日，日军残部逃至汨罗江北岸大荆街、龙凤桥一带，第九战区第37军从颜家铺，第4军从五公市，第73军从新市由北向南堵截；暂编第5师，从洪桥、长湖，第140师，从黄沙街由北向南堵截；第78军从长乐街、渡头桥由东向西截击；第20军和58军从黄谷市、关山由西向东截击，经两天战斗，予敌大量杀伤，日军只得再次依靠飞机救助，于15日黄昏渡过新墙河，退回原来据点。

        此次战役，第九战区投入30余万兵力，由于部署得当，作战英勇顽强，虽然付出了28000余人的伤亡代价，但取得了战役的巨大胜利。

        日军方面，先以3个师团6万余人南犯，以后，又以一个旅团南下救援。在湘北战场投入总兵力约7万人，但经过中国军队在捞刀河，汨罗江两道防线和长沙保卫战的消耗，特别是经过中国军队多次的包围打击，最后，仅仅有13000余人逃回原据点，伤亡惨重，达到56000余人。

        这是日军侵华战争中一次战役损失兵员最多的一次。

        第三次长沙会战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终，这次战役发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在国际上的地位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军队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无论是对于国际反侵略战争还是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都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这次胜利是同盟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对英、美、荷等国在东南亚的附属殖民地的占领频频得手，在西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对美国海军基地的占领也频频得手。美、英、荷等国却束手无策，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

        与美、英等国在太平洋的战争中的不利战局相反，第九战区在中国战场取得的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就显得特别突出。

        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中的地位。直到战役结束后3个多月，宋美龄仍然以第三次长沙会战为例证，她于1942年4月23日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发表《如是我观》一文，理直气壮地批评美、英等国军队的投降行为，宣扬中国军民的顽强战斗精神和抗战到底的坚定信心。宋美龄在文中写道“过去3个月来，我们中国人民以惊奇难信的目光，目睹西洋军队处处对敌人投降。据他们解释是因为日军乃实力优越之故。这个解释在我们中国人是难以理解的。我们同事不能理解西洋人受辱忍垢，被人掴颊已非一日，为什么到今天还能腼颜说到：‘因为没有作战的准备’；”我们中国的官佐士兵每当矢尽援绝，除了投降没有苟全生命的时候，总是战至最后，宁愿牺牲生命，不屑选择别的途径‘；“今年年初，有一位营长王超奎少校率领部队在湖南省新墙河作战，敌人在数量方面占着压倒的优势。当他们被敌军重重包围的时候，他与他的500个部下，每一个都战至牺牲性命为止。这样至最后一弹、最后一人，在中国士兵是极寻常的，算不得稀罕的事情”；“投降一事为今天中国字汇中所没有的。成仁取义这句话深深地铭刻在我们中国每一个国民的心中。”

        宋美龄有一种自豪感，她能够为自己的民族拥有这样优秀的军人而自豪！这是她能够在美国国会的演讲获得巨大成功的底气！

        中国的抗日战争以武汉失守为转折。此前，日军处于战略进攻阶段。武汉沦陷之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双方开始了长达六年的相持阶段的战争，以长沙保卫战为中心，隔着岳阳县的新墙河双方抗争了六年之久。应当说，相持战争的重心是在湘北地区。日寇妄图一举拿下长沙，进而威胁国民党的陪都重庆，从而统治整个中国。长沙保卫战的胜利打破了日寇的痴心妄想，为中国抗日战争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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