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刘理顺言臣闻洪范八政，食货居其首。今国家动荡方安，内无寇患，外弭边戎，当此之时，该以足食通货为要务。臣以为罢大工，停徭役，则民力足，可务稼穑。故能丰仓廪，免饥饿，此足食之道；去聚敛，减税赋，则商有余力，百货自通，此通货之渠。

        “臣此行归乡，沿途听闻，有地方不以朝廷法度行事，而以刻薄聚敛为功。年入三百两之家，则为课税之户。何其骇然之说也南都江浙、吴松闽粤，其商贾量万出入，其本大如此，若以三百为数，则人人需纳税矣而商贾求十一之利，又有舟陆之厄，其利甚薄，焉能再负重税？商路不通，而民用匮乏，邦本之隐患也”

        刘理顺叫家人取出纸笔，就着蜡烛写下奏疏，仍旧难解心中忧患。他本想索性再回京中，犯颜直上，可又有些力不从心，大势难回的意味。相比艰辛的国政，似乎江南水乡的天伦之乐有着更强的吸引力。

        刘理顺一直坐到了天亮，方才将奏疏小心翼翼叠了起来，交给家人，让他速速返回京师，递入通政司。

        “那老爷您呢？”

        “我在此地暂住几日，等你回来。”刘理顺道。

        那老家人心想以老爷天启年间的进士资格，就算致仕了，地方守牧也少不得要送来拜帖聆听指教，断不至于会有亏待，便也放心地重又北上。他却不知，从京师到山东这一路上的州县都只有两种官戴罪立功的罪官，以及新制度的新官。

        前者名为罪官，往往都是胆小怕事之人，戴着着戴罪立功的帽子，只敢小心本分地做自己手头上的事，余者不敢踏错一步。后者则是出身问题，这些人多是生员，罕有举人，对于进士从来都是敬而远之，怎么可能来巴结刘理顺。

        刘理顺落脚的河间府任丘县正是新官出身，深谙地方为官之要，重在民安财丰，而且陛下尤其忌讳官场往来，但有公事交往也不能宴饮聚会。

        而且又因为他在陛下身边儿呆过，有自己的消息网，时常能够接到某某同僚被免官罢职、逐出不用的消息，而且谈不上罪名，只说是沾染了旧官场习气罢了。

        任丘县想想自己的时文水平，若能在五十岁上得中乙榜就是祖宗积德了。而一个生员想在大明当官？这简直是痴人做梦现在这痴人之梦竟成现实，焉能不好好珍惜？更何况现在已经有新官出身的同伴做到了布政使，真正的封疆大吏自己未尝不能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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