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应该有理想的人口密度和适度的人口规模，这种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是与本国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禀赋、知识技术应用水平、工农业的生产能力、民众抚养能力都相适应的，是属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范畴。

        既然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范畴，就自然需要一个适合的国家制度，去进行调节和干预的。

        一个死板的政策，动不动就是祖宗之法，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而在此之下，国家制度的优劣，律法的差异，就体现出来了。

        在大汉三四百年间，皇帝大臣难道不知道政令赋税律法等等有问题么？

        知道的，但是既然百姓还没到闹腾的地步，因此就没有必要去修正律法么，实在不行拉三公出来道个歉，说一声摩西挖开啊立马塞恩，也不就算是了事了么？

        确实，只要底层人民在可以活下去的时候，是绝对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发动农民起义的。所以统治阶级的相对反应迟缓，是可以理解的，反正只要没到最后一步，统治阶级多半还觉得可以继续让百姓苦一苦，忍一忍。

        但华夏整体的社会发展的根本是由华夏广大的民众所推动的，而不是由野心家决定的。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其中的时势，就是民意，而民意来源于就是最底层民众最为渴望的那些事情，那些需求。

        也就是说，最底层的百姓的生存状况，才是最终决定了整个社会是否稳定。当基层百姓生存困难的时候，整个国家自然就是不平稳的，不安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后世资本主义国家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便是立刻给底层民众发放福利券，以及类似相关举措的原因。

        这是人类在社会性下掩藏的自然性。

        毕竟华夏封建王朝之中，可以将人口相对简单的分为基层阶层和统治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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