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需要契约，而不是杯酒释兵权，亦或是二桃杀三士。

        干得好，不能只能剩下狡兔死走狗烹，干的不好，也不能病退告老就算是完事。

        华夏自从儒家提出了天命之子概念之后，就形成了单向契约的模式，皇帝拥有最高解释权，最高裁决权，最终施行权，又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同时还是观众。

        儒家则是在皇帝这个主干上寄生的藤蔓，在替皇帝扫平周边的同时，也活生生的绞死了一代代的皇帝，吸血壮大，然后寄生在下一个王朝身上。

        所以皇帝和儒家，都必须倒下，鲸落方可万物生。

        而万物之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契约。

        汉代不缺契约。

        汉代的先令券书等民间契约文书的高度发达，与政治领域的非契约性形成鲜明反差。

        斐潜特意留下了吕布，实际上就是为了铺垫出政治契约的重要性。

        只有功臣不死，华夏之中能人才会尽情施展，否则要么就像是韩信这样，被归咎于自伐其功，将刘邦的这种政治背叛定义为道德缺陷而非制度问题，而导致每一个上台的权臣，最后都必须要考虑自己，以及自己的家族究竟要怎么活下去……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