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非自宋始，尊儒亦非自宋始。但为了尊崇儒教而禁毁其它学说之举，却始于宋代。

        从思想史上看，宋朝正处于儒家学说重兴的重要时期。五代以后，思想界一扫汉魏以来群儒衰微，释老风行的局面，诞生了汇聚佛道两家学说的新儒学理学，先后出现了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理学大师。两宋的儒学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和上升阶段。在宋代官，私，坊所刻印的大量图书中，绝大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正统意识形态儒经和正史，为使儒家经典得以精刊细校，两宋统治阶层“虽重有所费不惜也”（宋高宗语，见李心传《朝野杂记》），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金钱。

        在这种形势下，赵宋统治者一方面不惜工本地大量刻印儒经和正史，另一方面对一切异端思想则严加禁毁。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朝廷下诏：“诸子百家非无所长，但以不纯先王之道，故禁止之”。那些专供晚进小生“文场剽窃之用”的“程文短晷”，只有经国子监严格审查过的才可印行，“余悉断绝禁弃，不得擅自买卖收藏”（《宋会要辑稿》165册）。这是一道非常严刻的禁书令，竟然把诸子百家之书统统列成了禁书。

        更有甚者，为了纯正经术，“专以语孟为师，以六经子史为习”，就连陶潜，李白，杜甫都被列入了异端，士大夫“传习诗赋”也要定罪。据叶梦得《石林燕语》记：“政和末，李彦章为御史，言士大夫多作诗有害经术。自陶渊明至李，杜，皆遭诋斥。诏送敕局立法。何丞相执中为提举官，遂定命官传习诗赋杖一百。”李，杜，陶潜遭了禁，作诗也要打板子，这样地维护儒学正统，可以说发展到无可复加的地步了。

        至于那些鼓动人民群众进行反抗斗争的书籍，则更是禁毁对象了。北宋徽宗年间，政治腐败，民间出现了利用宗教舆论进行宣传的印刷品。崇宁三年（1104）湖南出现了《佛说末劫经》，“言涉讹妄，意要惑众”。政和四年（1114），开封发现了伪撰的《太平纯正典丽集》，河北也在暗地流行“传习妖教”的经文。统治者如临大敌，连下严旨：“速行禁止”，“缴纳焚讫”，“当官弃毁”，“根究印撰之人”（同上）。

        赵宋统治者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军国大事只能是上层统治阶层内部的事，人民根本无权过问。一旦有人敢于撰文著书议论国事，便是“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的“奸妄小人”，就要“严行根捉”。

        南宋的一位臣僚在一份得到皇帝批准颁行的奏章中说得很明白：“朝廷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画，不可泄漏”。如果有人敢把这些内容“传播街市，书坊刊行，流布四远”，就要“严切禁止”，所刻书籍也要“当官焚毁”。可见在国防机密幌子下颁行的禁书令，很大程度是为了防范下层人民的。

        尤其在赵宋统治者苟且偷安，投降卖国的时候，就更需要大兴禁书之举，以掩盖自己的行径，压制人民群众的抗议呼声。典型的例子就是南宋的大奸臣秦桧。史载，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他人议己，遂起文字之狱，以倾陷善类”。图书文字“凡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都在禁毁之列（《廿二史札记》卷十六）。这样的禁例只能说是在民族斗争背景下对人民群众的一种镇压。

        宋代除政丄府大规模的禁书焚书之外，一些权臣还依杖权势，肆意禁毁文籍。其中最典型的是秦桧“禁野史”之举。据《宋史?秦桧传》载，秦桧曾以“私史害正道”为名，多次“乞禁野史”。为强行此道，动辄便将民间藏书家“所藏书万卷焚之”。

        宋人王明清曾叙述了家藏野史的遭遇：在“野史之禁兴，告讦之风炽”的形势下，其父王銍所著的《国朝史述》以及史稿杂记，均被迫交纳给秦桧，“悉化为烟雾”（王明清《挥麈前录》卷四，《挥麈后录》卷七）。秦桧所禁者还不仅限于野史，就连日历，起居注，时政之类的官方档案文件，“稍及于己者，悉皆更易焚弃”（《挥麈后录》卷一）。秦桧之举无疑是宋代当朝史料的一次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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