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冲突激化，有25000名华侨在冲突中被sha，更造成中国南方的对外贸易的据点由菲律宾的马尼拉撤退到本土的福建，澳门和广州。与此同时，当时的西班牙菲利浦二世又下令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的贸易税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基于当时的“中国经济威胁论”，而当时的明朝廷鉴于对日海上战争刚刚结束，不愿再战，特别是考虑到需要保证西班牙白银的进口，所以不敢对自己的“主要货币供应国”动武，结果，只是在口头上对西班牙“议罪以闻”用今天的话就是“表示强烈抗议”应付过去了事。

        第二个问题：对外贸易的扩大造成国内生产的日益专业化，市场化，这同样也是个好坏参半的结果，特别是：农产品的过度市场化，从来就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在交通运输手段比较落后的时代，粮食生产的区域化和市场化更可能造成，加剧粮食危机，明代乃至清代，南方地区是主要的粮食基地，如果这些地区不种粮食，而且还等待别的地区给它运粮吃，那么粮食生产的风险就是巨大的。

        明朝中后期一直面临巨大的粮食风险，最终危机在1640年代达到高峰，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短缺，市场化最彻底的富裕地区被证明无法抵御粮食危机，因为这些地区不生产粮食，口粮要跨区域去买，在粮价腾贵的灾荒时期，以富裕的江南地区遭受打击最为严重，根据hua

        g仁宇提供的资料：1640年代，苏州地区每斤大米的价格升到了100个铜钱，在大批的人饿死的同时，是许多豪宅低价出售也无人问津。

        这充分表明：货币经济和对外贸易促进了市场化的发展和劳动力的专业化分工，但到了灾荒年头，市场化和货币经济特别是一条鞭法的弊端，却会鲜明地表现出来：由于广大的“发达地区”为了增加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扩大了棉花和桑树的种植，这些当年曾经是粮食自给自足的地区，现在突然发现它的粮食供应必须依赖跨地区的贸易。

        1640年，即使在丰收的年份，南直隶指安徽和江苏地区，包括皇帝的老家，浙江地区的人们也要靠出售生丝，原棉，棉纱和棉布，换取货币，以购买粮食。一条鞭法实施之后，由于要用银两来完国家赋税和地租，以及偿还贷款，如果遇到灾荒，当银粮比价发生巨大波动的时候，而国家又救助不力，那么粮贵钱贱的巨大灾难就不可避免了。

        明代实行的租，役，贡一律交银的“一条鞭法”，实际上是开中法以来，力图用货币来支配，调动一切资源的政策的延续，明中期只不过是将货币确定为银而已。但是，对于明王朝来说，银是通过出口资源和商品而换来的进口商品，既然作为货币的银本身也是“商品”，银的开采生产自然也要受到供给－需求的影响而发生波动。大致说来，当着白银进口初期，在银短缺的情况下，银超越了它本身的价值许多倍，不但进口，运输白银是可以获得巨额利润的，而且银贵物贱，拥有银的商人当然是很威风的。

        但是，随着银的大量开采，进口和转运，银的短缺现象逐渐消失了，银本身的价值越来越接近其本身，这时开采，出口和转运白银就越来越无利可图，而且银一多，物贵银贱的现象就出现了，物的价格自然会被白银市场人为抬高了，这个时候，甚至连拥有和转运银的商人也觉得吃亏了。

        而上述两面之外，最坏的一种可能xi

        g是：先是白银的大量开采和出口造成银价下跌，于是在市场价格的驱动下白银开采和白银供应量逐步下降，随后白银供应量减少又导致白银缺乏，市场交易不畅这就是“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接踵而至，也就是明代中后期所面临的实际情况。一方面是从国际上看，白银开采变得无利可图了，由于白银的开采量减少，而出口量更大幅度减少，从而造成白银缺乏，而另一方面从国内经济上看，则是白银抬高了物价，物资腾贵，于是：既缺少白银，同时又物价腾贵的危机动荡时代就到来了。

        明朝末年，王夫之船山等人其实已很痛切地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粮食生产的货币化和市场化，造成的恶果是“贸迁于南而田庐于北，人心拂而理势逆”，最终是“颠倒有无而责非其有”，最终必然导致粮食危机，结果是既缺钱又缺粮，农商两不利。而这就是“开中法”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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