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贞观年间的历史，是不难发现李世民那些浓厚的表演痕迹的。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对自己日后留在史书中的形象是如此强烈地关注，以至于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饰。他不止一次地通过与臣僚们对话的方式，极力塑造出自己生活简朴，ai惜民力的光辉形象。

        然而，在这些令人感动不已的对话背后，九成宫，大明宫，飞山宫，襄城宫……也正同时破土而出。因为九成宫修建得过于华丽，他又下令将其摧毁。襄城宫同样被摧毁，但原因却是因为修筑出来之后不符合他的心意。二者的对比很容易让人看出，哪一场属于表演，哪一场属于真意。

        贞观时期的20多年里，太宗确实接受了太多太多的进谏，然而接受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的进谏最后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当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当他对犯颜直谏的宽容被史官们载入实录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对太宗而言，重要的是接受进谏，而不是接受进谏的内容，所以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场景头一个月他还在表彰劝谏自己不要沉迷于游猎的大臣，第二个月他就已经在野外纵马引弓了。

        意味深长的是，对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职官僚们而言，重要的也只是纳谏，而不是执行纳谏的内容，因为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xi

        g平淡的天命的代表”。所以，在儒家政治理想中，唐太宗的全部意义，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内圣外王”的乌托邦罢了。至于贞观之治，剔除那些家给人足的“神化”，也只剩下一场完美的形式主义表演罢了。

        二：再关于李建成与玄武门之变。

        对秦府势力的扩张，李渊和建成，元吉采取什么对策。

        如前所说，李渊此人是有才能的，并非通行历史读本中所说是什么“昏庸无能”，“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人物，岂有听任派系，小集团危及自己权势之理。当武德初年刘文静和李世民相邀结，与李渊的第一号亲信裴寂闹对立时，李渊就坚决除掉刘文静，以维护其尊严。但自己的儿子看来究竟比外人可靠，因此仍旧沿袭传统习惯，让李世民担负经营山东的重任，同时叫元吉当李世民的助手，这也多少包含着牵制李世民的意味。

        无奈李世民的雄心决非sha个刘文静就能抑制，区区元吉更不在话下，公然把本来应该归公的平定山东胜利果实占为己有，不仅把收得的精兵良将作为秦府的私甲，把山东的文士谋臣作为自己的智囊顾问，而且凭“于管内得专处分”的特权，和李渊的诏敕相对抗。这就使李渊认识到问题的严重xi

        g，对裴寂等亲信说：“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自是于太宗恩礼渐薄”，“建成，元吉转蒙恩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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