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自太宗开始，皇帝就有远程指挥武将的习惯，可偏偏没有一个皇帝是真正懂得兵事的，这种瞎指挥无疑是外行指挥内行。这严重束缚了军队战力的发挥，成为大宋军队对外作战时败多胜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穿越以前，赵煦看到这段历史时，还一直觉得是大宋的皇帝脑袋秀逗了，非要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直到他来到大宋，真正了解大宋这个王朝后，他才明白大宋的皇帝这么做，并不完全是出自对武将的不信任，而是有更深刻的原因。

        从大宋的军事架构上说，皇帝直接掌握军队的建置、调动和指挥大权。军权由以下四个机构分任：枢密院为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掌军权及军令；三衙，即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为中央最高指挥机关，分别统领禁军和厢军。所谓“兵符出于枢密，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

        枢密院有调兵之权，却不掌管军队；三衙掌管军队，却无调兵之权；遇有战事，由皇帝任命将领领兵出征，从而实现了“发兵之权”与“握兵之重”的分离。

        实事求是地说，这种体制对消除中唐以来绵延200多年的藩镇割据局面，确实起到了重大作用。但再完美的体制也有短板存在。大宋的这套军事体制在杜绝武将拥兵自重的同时，却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局面。

        加之皇帝担心武将领兵出征后难以掌控，往往喜欢派太监或者文官作为监军随军出征。而那些监军为了向皇帝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往往有意无意地和领兵的将领做对。这就难免造成军心不稳的情况，而面对监军和将领截然不同的奏折，皇帝也不知道该信谁的好。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赵宋的官家一拍脑袋，决定谁也不听，全听我的。

        如果说做出决定的是赵匡胤那种马上天子，那问题不大。以他领军的经验真的可以做到远程指挥，却又分毫不差。可惜大宋最爱远程指挥武将的是那个明明只有半吊子水平的太宗。那对大宋的军队和将领来说，就悲催得很了。只要稍微查阅一下相关史料，就能发现自太宗继位以来，大宋军队的战斗力呈直线下降趋势，而两次北伐燕云又把赵匡胤苦心经营的十几万精锐战力消耗殆尽，从此宋人再也不敢北顾，弱宋之名也就再也甩不掉啦。

        赵煦自然不会犯太宗那种外行硬要指挥内行的错误，他对章楶的“面授机宜”也不是为了向他展示自己有多高明，赵煦这么做，更多地是为了安他。

        由于赵匡胤是以一场“黄袍加身”兵变来完成他从武将到皇帝这种身份的转变。和其他朝代的开国之君相比，显得容易得多。而且他并不是第一个，后汉的刘知远，后周的郭威都是通过类似的方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这就让大宋历代的皇帝们心里都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个疑问：太祖和郭威他们当年这么容易就做到的事，别的武将也没理由做不到。

        所以打从一开始，宋朝皇帝的心中就充满了对武将的不信任感。每次派兵出征，总是想尽办法来束缚住武将的手脚。

        他们当然知道这会降低军队的士气和战力。可和失去皇位相比，打几次败仗，真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这些道理，赵煦也是当了皇帝之后，才慢慢想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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