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政府官员或专家来找我，找我的人，都是对我个人感兴趣的。”

        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曾报道过卢安克，所以找他的记者不少。在东兰县教初中时，校长一听是记者的电话，就会高兴地把卢安克从教室里叫出来接电话。有记者请他到深圳接受采访，全程免费。“可我说，我怎么能逃课？一个只因为有上电视机会而逃课的老师，是爱学生不够。”

        他对许多报道不满意。“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在农村生活的外国人，这有什么用？从没有媒体想报道我教育研究的东西。”

        卢安克每次来北京都是坐火车硬座，上次是从广西一路站到北京的。在北京，他跟民工一起吃街头盒饭，租最便宜的农民房住。两周前，他感觉身体特别疲劳，很不舒服，不爱吃饭，才到医院做检查，结果医生让他马上住院。

        我问卢安克：你为啥不跟一些国际组织或政府部门合作，这样不就解决经济问题了？

        “我不需要很多钱，我研究的那个东西，有钱也没有用。也可以说是精神的研究，用物质帮不上。”

        他又说：“如果我有钱，或我有权利来安排钱，会有越来越多人找我，我就没法安静做我的研究；他们和我接触时，为了得到好处，也可能变得不老实，我就无法研究他们需要什么教育了。”

        曾有人想让卢安克当“青年志愿者”，希望他成为广西第一个外国志愿者，还打算让他参与大量公开的宣传活动。

        “要我参加各种各样有吸引力、注意力的活动，我一听，心里就不舒服。我要做真正的工作并需要安静。我更不想参加那种好看的、没有什么帮助的活动，还说要经常到大饭店里的活动中心去，我在那里除了浪费国家的钱以外还能做什么？我还听说很多学校付不起志愿者的保险费，还听说共青团发工资给我。我怎能当这样的志愿者？”

        现在，林广屯的人习惯了有卢安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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