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员默然。

        绕东昂直盯着坦克退去后暂时平静的十字路良久，转过身，扫一眼不时溅射出墙砖碎片的福泰楼，仿佛那与自己毫无干系。他仍然按着正对十字路口的观察仪镜架，对指导员说：“得打个突击。”

        指导员徒劳地挥动手掌，希望能赶走空气中挥之不去的粉尘，考虑片刻，回应道：

        “这得死多少人？”

        “做好三分之一的准备。”绕东昂直回答得干脆，显然事先已在心里做过计算。但他没有直接说多少个人，甚至没敢看一眼身后的屯兵坑道。那坑道里的人头数正好是三分之一个步兵连。

        三分之一，指导员笑了。

        中国最后一个敢于直面三分之一以上伤亡的步兵指挥官，即使没战死在1979年国境以南、河内以北的丛林，也早已孤独躺在干休所洁白的床单，静静等待泉台旧部的召唤。没有对外打开国门以前，中国有很多不怕死甚至一心作死的人，那时的人很可爱，只要领袖或者领导核心大手一挥，就可以义无所顾地去死；打开国门后，中国人看到外面世界的更多丑恶和美好，发现自己可以有很多种活法、很多种死法，真没必要只为大人物们的主义而死。现在真不怕死的人很难找了。敢于直面三分之一伤亡以上拿出来说的步兵指挥官，至少第八战区还没有。

        不，指导员突然想起一个。他下意识回望身后，大约几百米开外的地方，那里还真有一个，一个踩着上百具尸体、扔下数百名俘虏或失踪者或身体残缺的活人，登上《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的步兵团长——“toughxiao”（硬骨头肖）。他绝望了。他觉得自己早该想到，在肖杨指挥下作战的任何一种不可能都可能会变成现实。

        “你疯了，你中了肖杨的毒，你想上《时代周刊》想疯了。绕东昂直连长。”

        指导员提高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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